○吴可读 （潘敦俨） 朱一新 屠仁守 （吴兆泰 何金寿） 安维峻文悌 江春霖
吴可读，字柳堂，甘肃皋兰人。初以举人官伏羌训导。道光三十年，成进士，授刑部主事。晋员外郎，遭忧去，主讲兰山书院。会撒拉番蠢动，被命佐团练。服阕，起故官。迁吏部郎中，转御史。各国使臣请觐，议礼久未决，可读请免拜跪，时论韪之。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诬民为逆，击杀多人，虚饰胜状，为左宗棠所劾。可读继陈其罪有可斩者十，不可缓者五，寻逮问，谳上论斩，廷臣请改监候。可读愤甚，复疏争：“请斩成禄以谢甘民，再斩臣以谢成禄。”语过戆直，被诃责，镌三级。归，复掌教兰山。逾年，穆宗崩，德宗缵业，起吏部主事。
光绪五年，穆宗奉安惠陵，自请随赴襄礼。还次蓟州，宿废寺，自缢，未绝，仰药死，於怀中得遗疏，则请为穆宗立嗣也。其言曰：“罪臣闻治不讳乱，安不忘危。危乱而可讳忘，则进苦口於尧舜，为无疾呻吟，陈隐患於圣明，为不祥举动。罪臣前因言事获谴，蒙我先皇帝曲赐矜全，免臣以斩而死，以囚而死，以传讯触忌而死。犯三死而未死，不求生而再生，则今日罪臣未尽之馀年，皆我先皇帝数年前所赐也。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，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，入承大统为嗣皇帝，俟嗣皇帝生有皇子，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。我皇上仁孝性成，承我两宫皇太后授以宝位，将来千秋万岁时，必能以我两宫皇太后今日之心为心。而在廷之忠佞不齐，即众论之异同不一。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，而犹首背杜太后；以明大学士王直之为旧臣，而犹以黄请立景帝太子一疏不出我辈为愧。贤者如此，遑问不肖？旧人如此，奚责新进？名位已定者如此，况在未定。惟有仰求我两宫皇太后再降谕旨，将来大统，仍归大行皇帝嗣子，嗣皇帝虽百斯男，中外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。如此，则犹是本朝子以传子之家法，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，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，异日绳绳揖揖相引於万代者，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。彼时罪臣即欲有言，继思降调不得越职言事。今逢我大行皇帝奉安山陵，恐积久渐忘，则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，今则迫不及待矣。谨以我先皇帝所赐馀年，为我先皇帝上乞数行懿旨，惟望我两宫皇太后、我皇上怜其哀鸣，勿以为无疾呻吟、不祥举动，则罪臣虽死无憾。尤原我两宫皇太后、我皇上体圣祖、世宗之心，调剂宽猛，养忠厚和平之福，任用老成；毋争外国之所独争，为中华留不尽；毋创祖宗之所未创，为子孙留有馀。罪臣言毕於斯，命毕於斯，谨以大统所系上闻。”吏部奏诸朝，诏悯其忠，予优恤。下群臣议，遂定以继德宗之统为穆宗之子，无异论。
可读临殁遗书与其子之桓，谓出蓟州一步即非死所。之桓遂成其遗志，葬蓟州。都人即所居城南旧宅祠祀之。
有潘敦俨者，字清畏，籍江宁，总督铎子。以任子官工部郎中，迁御史。默念穆宗嗣统未有定议，孝哲毅皇后又仰药殉，遂疏请表扬穆后潜德，更谥号，并解醇亲王奕譞职任，诏严斥夺职。归隐於酒，阅二十馀年，卒。
朱一新，字蓉生，浙江义乌人。乡举对策语触时忌，主司李文田特拔之。入赀为内阁中书。光绪二年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法越事起，数上书主战，又尝画海防策，语至切要。典湖北乡试，称得士。十一年，转御史，连上封事，言论侃侃，不避贵戚。
内侍李莲英渐著声势。逾岁，醇亲王奕譞阅海军，莲英从，一新忧之。而適值山东患河，燕、晋、蜀、闽患水，遂以遇灾修省为言，略曰：“我朝家法，严驭宦寺。世祖宫中立铁牌，更亿万年，昭为法守。圣母垂帘，安得海假采办出京，立寘重典。皇上登极，张得喜等情罪尤重，谪配为奴。是以纲纪肃然，罔敢恣肆。乃今夏巡阅海军之役，太监李莲英随至天津，道路譁传，士庶駴愕，意深宫或别有不得已苦衷，匪外廷所能喻。然宗藩至戚，阅军大典，而令刑馀之辈厕乎其间，其将何以诘戎兵崇体制？况作法於凉，其弊犹贪。唐之监军，岂其本意，积渐者然也。圣朝法制修明，万无虑此。而涓涓弗塞，流弊难言，杜渐防微，亦宜垂意。从古阉宦，巧於逢迎而昧於大义，引援党类，播弄语言，使宫闱之内，疑贰渐生，而彼得售其小忠小信之为，以阴窃夫作福作威之柄。我皇太后、皇上明目达聪，岂有跬步之地而或敢售其欺？顾事每忽於细微，情易溺於近习，侍御仆从，罔非正人，辨之宜早辨也。”疏上，太后怒，诘责疏言“苦衷”何指？一新曰：“臣所谓‘不得已苦衷’者，意以亲藩远涉，内侍随行，藉以示体恤、昭慎重也。顾在朝廷为曲体，在臣庶则为创见。风闻北洋大臣以座船迎醇亲王，王弗受，而太监随乘之，至駴人观听。一不谨慎，流弊遂已至斯，臣所为不能已於言也。”诏切责，降主事。乞终养归。
张之洞督粤，建广雅书院，延为主讲。一新博极群书，洞知两汉及宋、明诸儒家法，务通经以致用。诸生有聪颖尚新奇者，必导而返诸笃实正大，语具所箸无邪堂答问中。卒，年四十有九。
屠仁守，字梅君，湖北孝感人。同治十三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光绪中，转御史。时政出多门，仁守因天变请修政治，条上六事，曰：杜诿卸，开壅蔽，慎动作，抑近习，轸民瘼，重国计，而归本於大公至正、敬天勤民，疏上不省。又以海军报效，杂进无次，侥幸日多。仁守痛陈五弊：资叙不计，弊一；名器冒滥，弊二；劝惩倒置，弊三；求益得损，财计转亏，弊四；驵侩朋侵，莫可究诘，弊五。五弊既滋，乃生三患：患病民，患妨贤，患隳纪纲法度。“特以自海军衙门达之，奉懿旨行之，毋或敢贸然入告，遂使谤腾衢路，而朝廷不闻，患伏隐微，而朝廷不知，群小得志，宠赂滋张。若不停止，即承平无事，犹或召乱，况时局孔艰乎？”疏入，诏从之，权贵益侧目。
十五年，太后归政，仁守虑佥人谗构两宫，易生嫌隙，疏请依高宗训政往事：“凡部院题本、寻常奏事，如常例；外省密摺、廷臣封奏，仍书皇太后、皇上圣鉴，俟慈览后施行。”并请太后居慈宁宫，节游观。诏严责，革职永不叙用。既归，主讲山西令德堂。二十六年，两宫西狩，起用五品京堂，授光禄寺少卿。寻卒。
吴兆泰，字星阶，籍麻城。与仁守友善，互相厉以道义。光绪二年进士，阅十年，以编修考授御史。时国防废弛，海军尤不振，朝廷乃移其费修颐和园。兆泰上疏力争，略谓：“畿辅奇灾，嗷鸿遍野，僵仆载涂，此正朝廷减膳彻乐之时，非土木兴作之日。乞罢园工，以慰民望，以光继列祖列宗俭德。”太后怒，罢其官。归里后，历主龙泉、经心书院讲席，充学务公所议长。宣统二年，卒。
其先有何金寿者，字铁生，籍江夏。同治元年一甲二名进士，授编修。出督河南学政，还充日讲起居注官。光绪二年，晋饥，上储粮平粜策。越二年，畿辅旱，金寿曰：“此枢臣可尽弹也！”乃援汉代天灾策免三公为言，请罢枢臣、回天意。越日，命下，恭亲王奕等五人并褫职留任，直声震一时。五年，复沥陈时弊，斥言中外臣工皆瞻徇，侃侃不挠。上以所奏为祛积习，特宣示。忤当轴意，出知江苏扬州府。未出都，会崇厚与俄定约，敕下廷臣议。金寿引西国上下议院例，请资众论，折强敌。逾岁到官，录筑堤功，赐三品服。八年秋，祷雨中暍，病卒，贫不能归葬。总督左宗棠等上其事於朝，谓有古循吏风云。
安维峻，字晓峰，甘肃秦安人。初以拔贡朝考，用七品小京官。光绪六年，成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十九年，转御史。未一年，先后上六十馀疏。日韩衅起，时上虽亲政，遇事必请太后意旨，和战不能独决，及战屡败，世皆归咎李鸿章主款。于是维峻上言：“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，固不欲战，有言战者，动遭呵斥。淮军将领望风希旨，未见贼先退避，偶见贼即惊溃。我不能激励将士，决计一战，乃俯首听命于贼。然则此举非议和也，直纳款耳，不但误国，而且卖国。中外臣民，无不切齿痛恨。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，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，臣未敢深信。何者？皇太后既归政，若仍遇事牵制，将何以上对祖宗，下对天下臣民？至李莲英是何人斯，敢干政事乎？如果属实，律以祖宗法制，岂复可容？唯是朝廷受李鸿章哃喝，不及详审，而枢臣中或系私党，甘心左袒，或恐决裂，姑事调停。李鸿章事事挟制朝廷，抗违谕旨。唯冀皇上赫然震怒，明正其罪，布告天下，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、贼人有不破灭者，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。”疏入，上谕：“军国要事，仰承懿训遵行，天下共谅。乃安维峻封奏，讬诸传闻，竟有‘皇太后遇事牵制’之语，妄言无忌，恐开离间之端。”命革职发军台。维峻以言获罪，直声震中外，人多荣之。访问者萃于门，饯送者塞于道，或赠以言，或资以赆，车马饮食，众皆为供应。抵戍所，都统以下皆敬以客礼，聘主讲抡才书院。二十五年，释还，遂归里。三十四年，起授内阁侍读，充京师大学总教习。宣统三年，复辞归。越十有五年，卒。
维峻崇朴实，尚践履，不喜为博辨，尤严义利之分。归后退隐柏崖，杜门著书，隐然以名教纲常为己任。每谈及世变，辄忧形於色，卒抑郁以终。著有四书讲义、诗文集。
文悌，字仲恭，瓜尔佳氏，满洲正黄旗人。以笔帖式历户部郎中，出为河南知府，改御史。光绪二十四年，变法诏下，礼部主事王照应诏上言，尚书许应骙不为代奏。御史宋伯鲁、杨深秀联名劾以守旧迂谬，阻挠新政，谕应骙明白回奏，覆奏称珍惜名器，物色通才，并辞连工部主事康有为，请罢斥驱逐。奏上，以抑格言路，首违诏旨，礼部尚书、侍郎皆革职，赏照四品京堂。
文悌以言官为人指使，党庇报复，紊乱台谏，遂上疏言：“康有为向不相识，忽踵门求谒，送以所著书籍，阅其著作，以变法为宗。而尤堪骇诧者，讬辞孔子改制，谓孔子作春秋西狩获麟为受命之符，以春秋变周为孔子当一代王者。明似推崇孔子，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。乃知康有为之学术，正如汉书严助所谓以春秋为苏秦纵横者耳。及聆其谈治术，则专主西学，以师法日本为良策。如近来时务、知新等报所论，尊侠力，伸民权，兴党会，改制度，甚则欲去拜跪之礼仪，废满、汉之文字，平君臣之尊卑，改男女之外内。直似只须中国一变而为外洋政教风俗，即可立致富强，而不知其势小则群起斗争，立可召乱；大则各便私利，卖国何难？曾以此言戒劝康有为，乃不思省改，且更私聚数百人，在辇毂之下，立为保国会，日执途人而号之曰：‘中国必亡，必亡！’以致士夫惶骇，庶众摇惑。设使四民解体，大盗生心，藉此以集聚匪徒，招诱党羽，因而犯上作乱，未知康有为又何以善其后？曾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，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於度外，康有为亦似悔之。又曾手书御史名单一纸，欲臣倡首鼓动众人伏阙痛哭，力请变法。当告以言官结党为国朝大禁，此事万不可为。以康有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为，遍结言官，把持国事，已足骇人听闻；而宋伯鲁、杨深秀身为台谏，公然联名庇党，诬参朝廷大臣，此风何可长也！伏思国家变法，原为整顿国事，非欲败坏国事。譬如屋宇年久失修，自应招工依法改造，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倾倒，而曰非此不能从速，恐梁栋毁折，且将伤人。康有为之变法，何以异是？此所以不敢已於言也。”疏上，斥回原衙门行走。
太后复训政，赏文悌知府，旋授河南知府。二十六年，两宫西狩，文悌迎驾，擢贵西道。乞病归，卒。
江春霖，字杏村，福建莆田人。光绪二十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检讨。二十九年，转御史，首论都御史陆宝忠干烟禁，不宜为台长，劾亲贵及枢臣疆臣，章凡数十上。德宗季叶，袁世凯出督畿辅，入赞枢廷，权势倾一时。春霖独论列十二事，谓：“洪范有言：‘臣之有作威作福，其害於尔家，凶於尔国。’左氏传云：‘受君之禄，是以聚党，有党而争命，罪孰大焉？’今世凯所为，其心即使无他，其迹要难共谅。历考史册所载权臣，大者贻忧君国，小者祸及身家。窥窃神器之徒，姑置勿论，即功在社稷，如霍光、李德裕、张居正，亦以权宠太盛，倾覆相寻。今不独为国家计，宜加裁抑，即欲使世凯子孙长守富贵，亦不可无善处之法。”嗣是纠弹世凯及庆亲王奕劻父子，连上八疏，皆不报，然朝贵颇严惮之。
宣统改元，醇亲王载沣既摄政，其弟载洵、载涛分长军谘、海军，颇用事。春霖谓：“古者郑宠共叔，失教旋讥，汉骄厉王，不容终病，载在史册，为万世戒。二王性成英敏，休戚相关，料不至蹈覆辙，而慎终於始，要宜杜渐防微。”又谓：“景皇帝以神器付之皇上，冲龄践阼，军国重事，监国摄政王主之。治同其乐，乱同其忧，国之不保，家於何寄？”篇末又言：“监国岁未及周，物议沸腾，至於此极。臣不禁为祖宗三百年国祚效贾生痛哭流涕长太息矣！”明年，又劾江西巡抚冯汝骙谩欺状，效宋臣包拯七上弹章，末复言：“是非不明，请将前后章奏明诏宣示，敕部平议。”语至戆直，被诃责。复劾奕劻老奸窃位，多引匪人；非特简忠良，不足以赞大猷、挽危局。词连尚书徐世昌，侍郎杨士琦、沈云沛，总督陈夔龙、张人骏，巡抚宝棻、恩寿等十数人。朝旨再责之，令回原衙门行走。春霖遂称疾归。越八年，卒。
论曰：有清列帝，家法最严，迨至季世，创制垂帘，於是阉寺渐肆，而亲贵权要亦声势日著，虽有直言敢谏之士，无补危亡，亦尽其心焉而已。可读尸谏，幸鉴孤忠。一新、仁守、维峻先后直言，皆以语侵太后获罪。文悌言攻结党，实启党争，而春霖连劾权贵，言尤痛切，当国者终於不悟。又有太监寇连才，上书泣谏，请太后归政，废颐和园，且言：“不为祖宗天下计，独不自为计？”终以违制被刑以死。建言又何得以阉官少之？类无可归，故附见於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