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宋之乐，自建隆讫崇宁，凡六改作。始，太祖以雅乐声高，不合中和，乃诏和岘以王朴律准较洛阳铜望臬石尺为新度，以定律吕，故建隆以来有和岘乐。仁宗留意音律，判太常燕萧言器久不谐，复以朴准考正。时李照以知音闻，谓朴准高五律，与古制殊，请依神瞽法铸编钟。既成，遂请改定雅乐，乃下三律，炼白石为磬，范中金为钟，图三辰、五灵为器之饰，故景祐中有李照乐。未几，谏官、御史交论其非，竟复旧制。其后诏侍从、礼官参定声律，阮逸、胡瑗实预其事，更造钟磬，止下一律，乐名《大安》。乃试考击，钟声弇郁震掉，不和滋甚，遂独用之常祀、朝会焉，故皇祐中有阮逸乐。神宗御历，嗣守成宪，未遑制作，间从言者绪正一二。知礼院杨杰条上旧乐之失，召范镇、刘几与杰参议。几、杰请遵祖训，一切下王朴乐二律，用仁宗时所制编钟，追考成周分乐之序，辨正二舞容节；而镇欲求一稃二米真黍，以律生尺，改修钟量，废四清声。诏悉从几、杰议。乐成，奏之郊庙，故元丰中有杨杰、刘几乐。范镇言其声杂郑、卫，请太府铜制律造乐。哲宗嗣位，以乐来上，按试于庭，比李照乐下一律，故元祐中有范镇乐。杨杰复议其失，谓出于镇一家之学，卒置不用。徽宗锐意制作，以文太平，于是蔡京主魏汉津之说，破先儒累黍之非，用夏禹以身为度之文，以帝指为律度，铸帝鼐、景钟。乐成，赐名《大晟》，谓之雅乐，颁之天下，播之教坊，故崇宁以来有魏汉津乐。
夫《韶》、《濩》之音，下逮战国，历千数百年，犹能使人感叹作兴。当是时，桑间、濮上之音已作，而古帝王之乐犹存，岂不以其制作有一定之器，而授受继承亦代有其人欤？由是论之，郑卫、《风》《雅》，不异器也。知此道也，则虽百世不易可也。礼乐道丧久矣，故宋之乐屡变，而卒无一定不易之论。考诸家之说，累黍既各执异论，而身为度之说尤为荒唐。方古制作，欲垂万世，难矣！观其高二律、下一律之说，虽贤者有所未知，直曰乐声高下于歌声，则童子可知矣；八音克谐之说，智者有所未谕，直以歌声齐箫声，以箫声定十六声而齐八器，则愚者可谕矣。审乎此道，以之制作，器定声应，自不夺伦，移宫换羽，特余事耳。去沾滞靡曼而归之和平澹泊，大雅之音，不是过也。
南渡之后，大抵皆用先朝之旧，未尝有所改作。其后诸儒朱熹、蔡元定辈出，乃相与讲明古今制作之本原，以究其归极，著为成书，理明义析，具有条制，粲然使人知礼乐之不难行也。惜乎宋祚告终，天下未一，徒亦空言而已。
今集累朝制作损益因革、议论是非，悉著于编，俾来者有考焉。为《乐志》。
王者致治，有四达之道，其二曰乐，所以和民心而化天下也。历代相因，咸有制作。唐定乐令，惟著器服之名。后唐庄宗起于朔野，所好不过北鄙郑、卫而已，先王雅乐，殆将扫地。晋天福中，始诏定朝会乐章、二舞、鼓吹十二案。周世宗尝观乐县，问宫人，不能答。由是患雅乐凌替，思得审音之士以考正之，乃诏翰林学士窦俨兼判太常寺，与枢密使王朴同详定，朴作律准，编古今乐事为《正乐》。
宋初，命俨仍兼太常。建隆元年二月，俨上言曰：“三、五之兴，礼乐不相沿袭。洪惟圣宋，肇建皇极，一代之乐，宜乎立名。乐章固当易以新词，式遵旧典。”从之，因诏俨专其事。俨乃改周乐文舞《崇德》之舞为《文德》之舞，武舞《象成》之舞为《武功》之舞，改乐章十二“顺”为十二“安”，盖取“治世之音安以乐”之义。祭天为《高安》，祭地为《静安》，宗庙为《理安》，天地、宗庙登歌为《嘉安》，皇帝临轩为《隆安》，王公出入为《正安》，皇帝食饮为《和安》，皇帝受朝、皇后入宫为《顺安》皇太子轩县出入为《良安》，正冬朝会为《永安》，郊庙俎豆入为《丰安》，祭享、酌献、饮福、受胙为《禧安》，祭文宣王、武成王同用《永安》，籍田、先农用《静安》。
五月，有司上言：“僖祖文献皇帝室奏《大善》之舞，顺祖惠元皇帝室奏《大宁》之舞，翼祖简恭皇帝室奏《大顺》之舞，宣祖昭武皇帝室奏《大庆》之舞。”从之。
乾德元年，翰林学士承旨陶谷等奉诏撰定祀感生帝之乐章、曲名，降神用《大安》，太尉行用《保安》，奠玉币用《庆安》，司徒奉俎用《咸安》，酌献用《崇安》，饮福用《广安》，亚献、终献用《文安》，送神用《普安》。五代以来，乐工未具，是岁秋，行郊享之礼，诏选开封府乐工八百三十人，权隶太常习鼓吹。
四年春，遣拾遗孙吉取成都孟昶伪宫县至京师，太常官属阅视，考其乐器，不协音律，命毁弃之。六月，判太常寺和岘言：“大乐署旧制，宫县三十六虡设于庭，登歌两架设于殿上。望诏有司别造，仍令徐州求泗滨石以充磬材。”许之。先是，晋开运末，礼乐之器沦陷，至是，始令有司复二舞、十二案之制。二舞郎及引舞一百五十人，按视教坊、开封乐籍，选乐工子弟以备其列，冠服准旧制。鼓吹十二案，其制：设毡床十二，为熊罴腾倚之状，以承其下；每案设大鼓、羽葆鼓、金錞各一，歌、箫、笳各二，凡九人，其冠服同引舞之制。
十月，岘又言：“乐器中有叉手笛，乐工考验，皆与雅音相应。按唐吕才歌《白雪》之琴，马滔进《太一》之乐，当时得与宫县之籍。况此笛足以协十二旋相之宫，亦可通八十四调，其制如雅笛而小，长九寸，与黄钟管等。其窍有六，左四右二，乐人执持，两手相交，有拱揖之状，请名之曰‘拱宸管’。望于十二案、十二编磬并登歌两架各设其一，编于令式。”诏可。
太祖每谓雅乐声高，近于哀思，不合中和。又念王朴、窦俨素名知乐，皆已沦没，因诏岘讨论其理。岘言：“以朴所定律吕之尺较西京铜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，乐声之高，良由于此。”乃诏依古法别创新尺，以定律吕。自此雅音和畅，事具《律历志》。
自国初已来，御正殿受朝贺，用宫县；次御别殿，群臣上寿，举教坊乐。是岁冬至，上御乾元殿受贺毕，群臣诣大明殿行上寿礼，始用雅乐、登歌、二舞。是月，和岘又上言：
郊庙殿庭通用《文德》、《武功》之舞，然其缀兆未称《武功》、《文德》之形容。又依古义，以揖让得天下者，先奏文舞；以征伐得天下者，先奏武舞。陛下以推让受禅，宜先奏文舞。按《尚书》，舜受尧禅，玄德升闻，乃命以位。请改殿宇所用文舞为《玄德升闻》之舞。其舞人，约唐太宗舞图，用一百二十八人，以倍八佾之数，分为八行，行十六人，皆著履，执拂，服裤褶，冠进贤冠。引舞二人，各执五采纛，其舞状、文容、变数，聊更增改。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宇内，即当次奏武舞。按《尚书》，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，请改为《天下大定》之舞，其舞人数、行列悉同文，其人皆被金甲、持戟。引舞二人，各执五采旗。其舞六变：一变象六师初举，二变象上党克平，三变象维扬底定，四变象荆湖归复，五变象邛蜀纳款，六变象兵还振旅。乃别撰舞典、乐章。其铙、铎、雅、相、金錞、鼗鼓并引二舞等工人冠服，即依乐令，而《文德》、《武功》之舞，请于郊庙仍旧通用。
又按，唐贞观十四年，景云见，河水清，张文收采古《朱雁》、《天马》之义，作《景云河清歌》，名燕乐，元会第二奏者是也。伏见今年荆南进甘露，京兆、果州进嘉禾，黄州进紫芝，和州进绿毛龟，黄州进白兔。欲依月律，撰《神龟》、《甘露》、《紫芝》、《嘉禾》、《玉兔》五瑞各一曲，每朝会登歌，首奏之。
有诏：“二舞人数衣冠悉仍旧制，乐章如所请。”
六年，岘又言：“汉朝获天马、赤雁、神鼎、白麟之瑞，并为郊歌。国朝，合州进瑞木成文，驯象由远方自至，秦州获白乌，黄州获白雀，并合播在管弦，荐于郊庙。”诏岘作《瑞文》、《驯象》、《玉乌》、《皓雀》四瑞乐章，以备登歌。未几，岘复言：“按《开元礼》，郊祀，车驾还宫入喜德门，奏《采茨》之乐；入太极门，奏《太和》之乐。今郊祀礼毕，登楼肆赦，然后还宫，宫县但用《隆安》，不用《采茨》。其《隆安》乐章本是御殿之辞，伏详《礼》意，《隆安》之乐自内而出，《采茨》之乐自外而入，若不并用，有失旧典。今太乐署丞王光裕诵得唐日《采茨曲》，望依月律别撰其辞，每郊祀毕，车驾初入奏之。御楼礼毕还宫，即奏《隆安》之乐。”并从之。太常寺又言：“准令，宗庙殿庭宫县三十虡，郊社二十虡，殿庭加鼓吹十二案。开宝四年，郊祀误用宗庙之数，今岁亲郊，欲用旧礼。”有诏，圜丘增十六虡，余依前制。
太宗太平兴国二年，冬至上寿，复用教坊乐。九年，岚州献祥麟；雍熙中，苏州贡白龟；端拱初，澶州河清，广州凤凰集；诸州麦两穗、三穗者，连岁来上。有司请以此五瑞为《祥麟》、《丹凤》、《河清》、《白龟》、《瑞麦》之曲，荐于朝会，从之。
淳化二年，太子中允、直集贤院和<山蒙>上言：“兄岘尝于乾德中约《唐志》故事，请改殿庭二舞之名，舞有六变之象，每变各有乐章，歌咏太祖功业。今睹来岁正会之仪，登歌五瑞之曲已从改制，则文武二舞亦当定其名。《周易》有‘化成天下’之辞，谓文德也；汉史有‘威加海内’之歌，谓武功也。望改殿庭旧用《玄德升闻》之舞为《化成天下》之舞，《天下大定》之舞为《威加海内》之舞。其舞六变：一变象登台讲武，二变象漳、泉奉土，三变象杭、越来朝，四变象克殄并、汾，五变象肃清银、夏，六变象兵还振旅。每变乐章各一首。”诏可。
三年，元日朝贺毕，再御朝元殿，群臣上寿，复用宫县、二舞，登歌五瑞曲，自此遂为定制。<山蒙>又请取今朝祥瑞之殊尤者作为四瑞乐章，备郊庙奠献，以代旧曲，诏从之。有司虽承诏，不能奉行，故今阙其曲。
太宗尝谓舜作五弦之琴以歌《南风》，后王因之，复加文武二弦。至道元年，乃增作九弦琴、五弦阮，别造新谱三十七卷。凡造九弦琴宫调、凤吟商调、角调、徵调、羽调、龙仙羽调、侧蜀调、黄钟调、无射商调、瑟调变弦法各一。制宫调《鹤唳天弄》、凤吟商调《凤来仪弄》、龙仙羽调《八仙操》，凡三曲。又以新声被旧曲者，宫调四十三曲，商调十三曲，角调二十三曲，徵调十四曲，羽调二十六曲，侧蜀调四曲，黄钟调十九曲，无射商调七曲，瑟调七曲。造五弦阮宫调、商调、凤吟商调、角调、徵调、羽调黄钟调、无射商调、瑟调、碧玉调、慢角调、金羽调变弦法各一。制宫调《鹤唳天弄》、凤吟商调《凤来仪弄》凡二曲。又以新声被旧曲者，宫调四十四曲、商调十三曲、角调十一曲、徵调十曲、羽调十曲、黄钟调十九曲、无射商调七曲、瑟调七曲、碧玉调十四曲、慢角调十曲、金羽调三曲。阮成，以示中书门下，因谓曰：“雅乐与郑、卫不同，郑声淫，非中和之道。朕常思雅正之音可以治心，原古圣之旨，尚存遗美。琴七弦，朕今增之为九，其名曰君、臣、文、武、礼、乐、正、民、心，则九奏克谐而不乱矣。阮四弦，增之为五，其名曰：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，则五材并用而不悖矣。”因命待诏朱文济、蔡裔赍琴、阮诣中书弹新声，诏宰相及近侍咸听焉。由是中外献赋颂者数十人。二年，太常音律官田琮以九弦琴、五弦阮均配十二律，旋相为宫，隔八相生，并协律吕，冠于雅乐，仍具图以献。上览而嘉之，迁其职以赏焉。自是遂废拱宸管。
真宗咸平四年，太常寺言：“乐工习艺匪精，每祭享郊庙，止奏黄钟宫一调，未尝随月转律，望示条约。”乃命翰林侍读学士夏侯峤、判寺郭贽同按试，择其晓习月律者，悉增月奉，自余权停廪给，再俾学习，以奖励之。虽颇振纲纪，然亦未能精备。盖乐工止以年劳次补，而不以艺进，至有抱其器而不能振作者，故难于骤变。
景德二年八月，监察御史艾仲孺上言，请修饰乐器，调正音律，乃诏翰林学士李宗谔权判太常寺，及令内臣监修乐器。后复以龙图阁待制戚纶同判寺事，乃命太乐、鼓吹两署工校其优劣，黜去滥吹者五十余人。宗谔因编次律吕法度、乐物名数，目曰《乐纂》，又裁定两署工人试补条式及肄习程课。
明年八月，上御崇政殿张宫县阅试，召宰执、亲王临观，宗谔执乐谱立侍。先以钟磬按律准，次令登歌，钟、磬、埙、篪、琴、阮、笙、箫各二色合奏，筝、瑟、筑三色合奏，迭为一曲，复击镈钟为六变、九变。又为朝会上寿之乐及文武二舞、鼓吹、导引、警夜之曲，颇为精习。上甚悦。旧制，巢笙、和笙每变宫之际，必换义管，然难于遽易，乐工单仲辛遂改为一定之制，不复旋易，与诸宫调皆协。又令仲辛诞唱八十四调曲，遂诏补副乐正，赐袍笏、银带，自余皆赐衣带、缗钱，又赐宗谔等器币有差。自是，乐府制度颇有伦理。
先是，惟天地、感生帝、宗庙用乐，亲祀用宫县，有司摄事，止用登歌，自余大祀，未暇备乐。时既罢兵，垂意典礼，至是诏曰：“致恭明神，邦国之重事；升荐备乐，方册之彝章。矧在尊神，固当严奉。举行旧典，用格明灵。自今诸大祠并宜用乐，皆同感生帝，六变、八变如《通礼》所载。”
大中祥符元年四月，详定所言：“东封道路稍远，欲依故事，山上园台及山下封祀坛前俱设登歌两架，坛下设二十架并二舞，其朝觐坛前亦设二十架，更不设熊罴十二案。”从之。
九月，都官员外郎、判太常礼院孙奭上言：“按礼文，飨太庙终献降阶之后，武舞止，太祝彻豆，《丰安》之乐作，一成止，然后《理安》之乐作，是谓送神。《论语》曰：‘三家者以《雍》彻。’又《周礼》乐师职曰：‘及彻，帅学士而歌彻。’郑玄曰：‘谓歌《雍》也。’《郊祀录》载登歌彻豆一章，奏无射羽。然则宗庙之乐，礼有登歌彻豆，今于终献降阶之后即作《理安之乐》，诚恐阙失，望依旧礼增用。”诏判太常寺李宗谔与检讨详议以闻。宗谔等言：“国初撰乐章，有彻豆《丰安》曲辞，乐署因循不作，望如奭所奏。”从之。时以将行封禅，诏改酌献昊天上帝《禧安》之乐为《封安》，皇地祇《禧安》之乐为《禅安》，饮福《禧安》之乐为《祺安》，别制天书乐章《瑞安》、《灵文》二曲，每亲行礼用之。又作《醴泉》、《神芝》、《庆云》、《灵鹤》、《瑞木》五曲，施于朝会、宴享，以纪瑞应。
十月，真宗亲习封禅仪于崇德殿，睹亚献、终献皆不作乐，因令检讨故事以闻。有司按《开宝通礼》，亲郊，坛上设登歌，皇帝升降、尊献、饮福则作乐；坛下设宫县，降神、迎俎、退文舞、引武舞、迎送皇帝则作。亚献、终献、升降在退文舞引武舞之间。有司摄事，不设宫架、二舞，故三献、升降并用登歌。今山上设登歌，山下设宫县、二舞，其山上圜台亚献、终献准亲祠例，无用乐之文。于时特诏亚、终献并用登歌。
五年，圣祖降，有司言：“按唐太清宫乐章，皆明皇亲制，其崇奉玉皇、圣祖及祖宗配位乐章，并望圣制。”诏可之。圣制荐献圣祖文舞曰《发祥流庆》之舞，武舞曰《降真观德》之舞。自是，玉清昭应宫、景灵宫亲荐皆备乐，用三十六虡。景灵宫以庭狭，止用二十虡。上又取太宗所撰《万国朝天曲》曰《同和》之舞，《平晋曲》曰《定功》之舞，亲作乐辞，奏于郊庙。自时厥后，仁宗以《大明》之曲尊真宗，英宗以《大仁》之曲尊仁宗，神宗以《大英》之曲尊英宗。
仁宗天圣五年十月，翰林侍讲学士孙奭言：“郊庙二舞失序，愿下有司考议。”于是翰林学士承旨刘筠等议曰：“周人奏《清庙》以祀文王，《执竟》以祀武王，汉高帝、文帝亦各有舞。至唐有事太庙，每室乐歌异名。盖帝王功德既殊，舞亦随变。属者，有司不详旧制，奠献止登歌而乐舞不作，其失明甚。请如旧制，宗庙酌献复用文舞，皇帝还版位，文舞退，武舞入。亚献酌醴已，武舞作，至三献已奠还位则正。盖庙室各颂功德，故文舞迎神后各奏逐室之舞。郊祀则降神奏《高安》之曲，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献，惟登歌奏《禧安》之乐，而县乐舞缀不作，亚献、终献仍用武舞。”诏从之。是时，仁宗始大朝会，群臣上寿，作《甘露》、《瑞木》、《嘉禾》之曲。
明道初，章献皇太后御前殿，见群臣，作《玉芝》、《寿星》、《奇木连理》之曲，《厚德无疆》、《四海会同》之舞。明年，太后躬谢宗庙，帝耕籍田、享先农，率有乐歌。其后亲祀南郊、享太庙、奉慈庙、大享明堂、祫享，帝皆亲制降神、送神、奠币、瓒稞、酌献乐章，余诏诸臣为之。至于常祀、郊庙、社稷诸祠，亦多亲制。
景祐元年八月，判太常寺燕肃等上言：“大乐制器岁久，金石不调，愿以周王朴所造律准考按修治，并阅乐工，罢其不能者。”乃命直史馆宋祁、内侍李随同肃等典其事，又命集贤校理李照预焉。于是，帝御观文殿取律准阅视，亲篆之，以属太常。明年二月，肃等上考定乐器并见工人，帝御延福宫临阅，奏郊庙五十一曲，因问照乐音高，命详陈之。照言：“朴准视古乐高五律，视教坊乐高二律。盖五代之乱，雅乐废坏，朴创意造准，不合古法，用之本朝，卒无福应。又编钟、镈、磬无大小、轻重、厚薄、气短之差，铜锡不精，声韵失美，大者陵，小者抑，非中度之器也。昔轩辕氏命伶伦截竹为律，后令神瞽协其中声，然后声应凤鸣，而管之参差亦如凤翅。其乐传之亘古，不刊之法也。愿听臣依神瞽律法，试铸编钟一虡，可使度、量、权、衡协和。”乃诏于锡庆院铸之。既成，奏御。
照遂建议请改制大乐，取京县秬黍累尺成律，铸钟审之，其声犹高。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，乃下太常制四律。别诏潞州取羊头山秬黍上送于官，照乃自为律管之法，以九十黍之量为四百二十星，率一星占九秒，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，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，以为十二管定法。乃诏内侍邓保信监视群工。照并引集贤校理聂冠卿为检讨雅乐制度故实官，入内都知阎文应董其事，中书门下总领焉。凡所改制，皆关中书门下详定以闻。别诏翰林侍读学士冯元同祁、冠卿、照讨论乐理，为一代之典。又诏天下有深达钟律者，在所亟以名闻。于是，杭州郑向言阮逸、苏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乐，诏遣诣阙。其他以乐书献者，悉上有司。
五月，照言：“既改制金石，则丝、笙、匏、土、革、木亦当更制，以备献享。”奏可。照乃铸铜为龠、合、升、斗四物，以兴钟、镈、声量之法，龠之率六百三十黍为黄钟之容，合三倍于龠，升十二倍于合，斗十倍于升。乃改造诸器，以定其法。俄又以镈之容受差大，更增六龠为合，十合为升，十升为斗，铭曰“乐斗”。后数月，潞州上秬黍，照等择大黍纵累之，检考长短，尺成，与太府尺合，法乃定。
先时，太常钟磬每十六枚为虡，而四清声相承不击，照因上言：“十二律声已备，余四清声乃郑、卫之乐，请于编县止留十二中声，去四清声，则哀思邪僻之声无由而起也。”元等驳之曰：“前圣制乐，取法非一，故有十三管之和，十九管之巢，三十六簧之竽，十十五弦之瑟，十三弦之筝，九弦、七弦之琴，十六枚之钟磬，各自取义，宁有一之于律吕专为十二数者？且钟磬，八音之首，丝笙以下受之于均，故圣人尤所用心焉。《春秋》号乐总言金奏；《诗·颂》称美，实依磬声。此二器非可轻改。今照欲损为十二，不得其法，稽诸古制，臣等以为不可，且圣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钟，又设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，原四清之意，盖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也。夫五音：宫为君，商为臣，角为民，徵为事，羽为物。不相凌谓之正，迭相凌谓之慢，百王所不易也。声重浊者为尊，轻清者为卑，卑者不可加于尊，古今之所同也。故列声之尊卑者，事与物不与焉。何则？事为君治，物为君用，不能尊于君故也。惟君、臣、民三者则自有上下之分，不得相越。故四清声之设，正谓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。今若止用十二钟旋相考击，至夷则以下四管为宫之时，臣民相越，上下交戾，则凌犯之音作矣。此甚不可者也。其钟、磬十六，皆本周、汉诸儒之说及唐家典法所载，欲损为十二，惟照独见，臣以为且如旧制便。”帝令权用十二枚为一格，且诏曰：“俟有知者，能考四钟协调清浊，有司别议以闻。”钟旧饰旋虫，改为龙。乃遣使采泗滨浮石千余段以为县磬。
先是，宋祁上言：“县设建鼓，初不考击，又无三鼗，且旧用诸鼓率多陋敝。”于是敕元等详求典故而言曰：“建鼓四，今皆具而不击，别设四散鼓于县间击之，以代建鼓。乾德四年，秘书监尹拙上言：‘散鼓不详所置之由，且于古无文，去之便。’时虽奏可，而散鼓于今仍在。又雷鼓、灵鼓、路鼓虽击之，皆不成声，故常赖散鼓以为乐节，而雷鼗、灵鼗、路鼗阙而未制。今既修正雅乐，谓宜申敕大匠改作诸鼓，使击考有声。及创为三鼗，如古之制，使先播之，以通三鼓。罢四散鼓，如乾德诏书。”奏可。
时有上言，以为雷鼓八面，前世用以迎神，不载考击之法，而大乐所制，以柱贯中，故击之无声。更令改造，山趺上出云以承鼓，刻龙以饰柱，面各一工击鼓，一工左执鼗以先引。凡圆丘降神六变，初八面皆三击，椎而左旋，三步则止。三者，取阳数也。又载击以为节，率以此法至六成。灵鼓、路鼓亦如之。植建鼓于四隅，皆有左鞞、右应。乾隅，左鞞应钟，亥之位也；中鼓黄钟，子之位也；右应大吕，丑之位也。艮隅，左鞞太簇，寅之位也；中鼓夹钟，卯之位也；右应姑洗，辰之位也。巽隅，右应仲吕，巳之位也；中鼓蕤宾，午之位也；左鞞林钟，未之位也。坤隅，右应夷则，申之位也；中鼓南吕，酉之位也；左鞞无射，戌之位也。宜随月建，依律吕之均击之。后照等复以殿庭备奏，四隅既随月协均，顾无以节乐，而《周官·鼓人》“以晋鼓鼓金奏”，应以施用。诏依《周官》旧法制焉。于是县内始有晋鼓矣。
古者，镈钟击为节检，而无合曲之义，大射有二镈，皆乱击焉。后周以十二镈相生击之。景德中，李宗谔领太常，总考十二镈钟，而乐工相承，殿庭习用三调六曲。三调者，黄钟、大簇、蕤宾也；六曲者，调别有《隆安》、《正安》二曲。郊庙之县则环而击之。宗谔上言曰：金部之中，镈钟为难和，一声不及，则宫商失序，使十二镈工皆精习，则迟速有伦，随月用律，诸曲无不通矣。”真宗因诏黄钟、太簇二宫更增文舞、武舞、福酒三曲。至是，诏元等询考击之法，元等奏言：“后周尝以相生之法击之，音韵克谐，国朝亦用随均合曲，然但施殿庭，未及郊庙。谓宜使十二钟依辰列位，随均为节，便于合乐，仍得并施郊庙。若轩县以下则不用此制，所以重备乐尊王制也。”诏从焉。
隋制，内宫县二十虡，以大磬代镈钟而去建鼓。唐武后称制，改用钟，因而莫革。及是，乃诏访元等曰：“大磬应何法考击，何礼应用？”元等具言：“古者，特磬以代镈钟，本施内宫，遂及柔祀，隋、唐之代，继有因改。先皇帝东禅梁甫，西瘗汾阴，并仍旧章，陈于县奏。若其所用，吉礼则中宫之县，祀礼则皇地祇、神州地祇、先蚕、今之奉慈庙、后庙，皆应陈设。宫县则三十六虡，去四隅建鼓，如古便。若考击之法，谓宜同于镈钟。比缘诏旨，不俾循环互击，而立依均合曲之制，则特磬固应不出本均，与编磬相应，为乐之节也。”诏可。
九月，翰林学士承旨章得象等言：“宋祁所上《大乐图义》，其论武舞所执九器，经、礼但举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后先，故旅进辈作而无终始之别。且鼗者，所谓导舞也；铎者，所谓通鼓也；錞者，所谓和鼓也；铙者，所谓止鼓也；相者，所谓辅乐也；雅者，所谓陔步也。宁有导舞方始而参以止鼓，止鼓既摇而乱以通铎？臣谓当舞入之时，左执干，右执戚，离为八列，别使工人执旌最前，鼗、铎以发之，錞以和之，左执相以辅之，右执雅以节之。及舞之将成也，则鸣铙以退行列，筑雅以陔步武，鼗、铎、錞、相皆止而不作。如此则庶协舞仪，请如祁所论。”其冬，帝躬款奉慈庙，乐县罢建鼓，始以卖代镈钟。
礼官又言：“《春秋·隐公五年》：‘考仲子之宫，初献六羽。’何休、范宁等咸谓，不言佾者，明佾则干舞在其中，妇人无武事，独奏文乐也。江左宋建平、王宏皆据以为说，故章皇后庙独用文舞。至唐垂拱以来，中宫之县既用镈钟，其后相承，故仪坤等庙献武舞，备钟石之乐，尤为失礼。前诏议奉慈之乐，有司援旧典，已用特磬代镈钟，取阴教尚柔，以静为体。今乐去大钟而舞进干盾，颇戾经旨，请止用《文德》之舞。”奏可。
大乐埙，旧以漆饰，敕令黄其色，以本土音。或奏言：“柷旧以方画木为之，外图以时卉则可矣，而中设一色，非称也。先儒之说曰：‘有柄，连底挏之。’郑康成以为设椎其中撞之。今当创法垂久，用明制作之意有所本焉。柷之中，东方图以青，隐而为青龙；南方图以赤，隐而为丹凤；西方图以白，隐而为驺虞；北方图以黑，隐而为灵龟；中央图以黄，隐而为神蚓。撞击之法，宜用康成之说。”从之。又诏以新制双凤管付大乐局，其制，合二管以足律声，管端刻饰双凤，施两簧焉。照因自造苇籥、清管、箫管、清笛、雅笛、大笙、大竽、宫琴、宫瑟、大阮、大嵇，凡十一种，求备雅器。诏许以大竽、大笙二种下大乐用之。
时又出两仪琴及十二弦琴二种，以备雅乐。两仪琴者，施两弦、十二柱；十二弦琴者，如常琴之制而增其弦，皆以象律吕之数。又敕更造七弦、九弦琴，皆令圆其首者以祀天，方其首者以祀地。
帝乃亲制乐曲，以夹钟之宫、黄钟之角、太簇之徵、姑洗之羽，作《景安》之曲，以祀昊天。更以《高安》祀五帝、日月，作《太安》以享景灵宫，罢旧《真安》之曲。以黄钟之宫、大吕之角、太簇之徵、应钟之羽作《兴安》，以献宗庙，罢旧《理安》之曲。《景安》、《兴安》惟乘舆亲行则用之。以姑洗之角、林钟之徵、黄钟之宫、太簇之角、南吕之羽作《祐安》之曲，以酌献五帝。以林钟之宫、太簇之角、姑洗之徵、南吕之羽作《宁安》之曲，以祭地及太社、太稷，罢旧《靖安》之曲。
于时制诏有司，以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圣并侑，乃以黄钟之宫作《广安》之曲以奠币、《彰安》之曲以酌献。又诏，躬谒奉慈庙章献皇后之室，作《达安》之曲以奠瓒、《厚安》以酌献；章懿皇后之室，作《报安》之曲以奠瓒、《衍安》以酌献。皇帝入出作《乾安》，罢旧《降安》之曲。常祀：至日祀圜丘，太祖配，以黄钟之宫作《定安》以奠币隆《英安》以酌献；孟春祀感生帝，宣祖配，以太簇之宫作《皇安》以奠币、《肃安》以酌献；祈谷祀昊天，太宗配，作《仁安》以奠币、《绍安》以酌献；孟夏雩上帝地祇太祖配，以仲吕之宫作《献安》以奠币、《感安》以酌献；夏至祭皇地祇，太祖配，以蕤宾之宫作《恭安》以奠币、《英安》以酌献；季秋大飨明堂，真宗配，以无射之宫作《诚安》以奠币、《德安》以酌献；孟冬祭神州地祇，太宗配，以应钟之宫作《化安》以奠币、《韶安》以酌献。又造《冲安》之曲，以七均演之为八十四，皆作声谱以授有司，《冲安》之曲独未施行。亲制郊庙乐章二十一曲，财成颂体，告于神明，诏宰臣吕夷简等分造乐章，参施群祀。
又为《景祐乐髓新经》，凡六篇：第一，释十二均；第二，明所主事；第三，辨音声；第四，图律吕相生，并祭天地、宗庙用律及阴阳数配；第五，十二管长短；第六，历代度、量、衡。皆本之于阴阳，配之于四时，建之于日辰，通之于鞮笁，演之于壬式遁甲之法，以授乐府，以考正声，以赐群臣焉。
初，照等改造金石所用员程凡七百十四：攻金之工百五十三，攻木之工二百十六，攻皮之工四十九，刮摩之工九十一，搏埴之工十六，设色之工百八十九。起五月，止九月，成金石具七县。至于鼓吹及十二案，悉修饰之。令冠卿等纂《景祐大乐图》二十篇，以载熔金鑢石之法、历世八音诸器异同之状、新旧律管之差。是月，与新乐并献于崇政殿，诏中书、门下、枢密院大臣预观焉。自董监而下至工徒凡七百余人，进秩赏、赐各有差。其年十一月，有事南郊，悉以新乐并圣制及诸臣乐章用之。
先是，左司谏姚仲孙言：“照所制乐多诡异，至如炼白石以为磬，范中金以作钟，又欲以三辰、五灵为乐器之饰。臣愚，窃有所疑。自祖宗考正大乐，荐之郊庙，垂七十年，一旦黜废而用新器，臣窃以为不可。”御史曹修睦亦为言。帝既许照制器，且欲究其术之是非，故不听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