○黄河上
黄河自昔为中国患，《河渠书》述之详矣。探厥本源，则博望之说，犹为未也。大元至元二十七年，我世祖皇帝命学士蒲察笃实西穷河源，始得其详。今西蕃朵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，其源也，四山之间，有泉近百泓，汇而为海，登高望之，若星宿布列，故名。流出复潴，曰哈刺海，东出曰赤宾河，合忽阑、也里术二河，东北流为九渡河，其水犹清，骑可涉也。贯山中行，出西戎之都会，曰阔即、曰阔提者，合纳怜河，所谓“细黄河”也，水流已浊。绕昆仑之南，折而东注，合乞里马出河，复绕昆仑之北，自贵德、西宁之境，至积石，经河州，过临洮，合洮河，东北流至兰州，始入中国。北绕朔方、北地、上郡而东，经三受降城、丰东胜州，折而南，出龙门，过河中，抵潼关。东出三门、集津为孟津，过虎牢，而后奔放平壤。吞纳小水以百数，势益雄放，无崇山巨矶以防闲之，旁激奔溃，不遵禹迹。故虎牢迤东距海口三二千里，恒被其害，宋为特甚。始自滑台、大伾，尝两经泛溢，复禹迹矣。一时奸臣建议，必欲回之，俾复故流，竭天下之力以塞之。屡塞屡决，至南渡而后，贻其祸于金源氏，由不能顺其就下之性以导之故也。
若江，若淮，若洛、汴、衡漳，暨江、淮以南诸水，皆有舟楫溉灌之利者，历叙其事而分纪之。为《河渠志》。
河入中国，行太行西，曲折山间，不能为大患。既出大岯，东走赴海，更平地二千余里，禹迹既湮，河并为一，特以堤防为之限。夏秋霖潦，百川众流所会，不免决溢之忧，然有司所以备河者，亦益工矣。
自周显德初，大决东平之杨刘，宰相李谷监治堤，自阳谷抵张秋口以遏之，水患少息。然决河不复故道，离而为赤河。
太祖乾德二年，遣使案行，将治古堤。议者以旧河不可卒复，力役且大，遂止。但诏民治遥堤，以御冲注之患。其后赤河决东平之竹村，七州之地复罹水灾。三年秋，大雨霖，开封府河决阳武，又孟州水涨，坏中氵单桥梁，澶、郓亦言河决，诏发州兵治之。四年八月，滑州河决，坏灵河县大堤，诏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、马步军都军头王廷义等督士卒丁夫数万人治之，被泛者蠲其秋租。
五年正月，帝以河堤屡决，分遣使行视，发畿甸丁夫缮治。自是岁以为常，皆以正月首事，季春而毕。是月，诏开封大名府、郓澶滑孟濮齐淄沧棣滨德博怀卫郑等州长吏，并兼本州河堤使，盖以谨力役而重水患也。
开宝四年十一月，河决澶渊，泛数州。官守不时上言，通判、司封郎中姚恕弃市，知州杜审肇坐免。五年正月，诏曰：“应缘黄、汴、清、御等河州县，除准旧制种艺桑枣外，委长吏课民别树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。仍案户籍高下，定为五等：第一等岁树五十本，第二等以下递减十本。民欲广树艺者听，其孤、寡、茕、独者免。是月，澶州修河卒赐以钱、鞋，役夫给以茶。三月，诏曰：“朕每念河渠溃决，颇为民患，故署使职以总领焉，宜委官联佐治其事。自今开封等十七州府，各置河堤判官一员，以本州通判充；如通判阙员，即以本州判官充。”五月，河大决濮阳，又决阳武。诏发诸州兵及丁夫凡五万人，遣颍州团练使曹翰护其役。翰辞，太祖谓曰：“霖雨不止，又闻河决。朕信宿以来，焚香上祷于天，若天灾流行，愿在朕躬，勿延于民也。翰顿首对曰：“昔宋景公诸侯耳，一发善言，灾星退舍。今陛下忧及兆庶，恳祷如是，固当上感天心，必不为灾。”
六月，下诏曰：“近者澶、濮等数州，霖雨荐降，洪河为患。朕以屡经决溢，重困黎元，每阅前书，详究经渎。至若夏后所载，但言导河至海，随山濬川，未闻力制湍流，广营高岸。自战国专利，堙塞故道，小以妨大，私而害公，九河之制遂隳，历代之患弗弭。凡搢绅多士、草泽之伦，有素习河渠之书，深知疏导之策，若为经久，可免重劳，并许诣阙上书，附驿条奏。朕当亲览，用其所长，勉副询求，当示甄奖。”时东鲁逸人田告者，纂《禹元经》十二篇，帝闻之，召至阙下，询以治水之道，善其言，将授以官，以亲老固辞归养，从之。翰至河上，亲督工徒，未几，决河皆塞。
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秋七月，河决孟州之温县、郑州之荥泽、澶州之顿丘，皆发缘河诸州丁夫塞之。又遣左卫大将军李崇矩骑置自陕西至沧、棣，案行水势。视堤岸之缺，亟缮治之；民被水灾者，悉蠲其租。三年正月，命使十七人分治黄河堤，以备水患。滑州灵河县河塞复决，命西上阁门使郭守文率卒塞之。七年，河大涨，蹙清河，凌郓州，城将陷，塞其门，急奏以闻。诏殿前承旨刘吉驰往固之。
八年五月，河大决滑州韩村，泛澶、濮、曹、济诸州民田，坏居人庐舍，东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。诏发丁夫塞之。堤久不成，乃命使者按视遥堤旧址。使回条奏，以为“治遥堤不如分水势。自孟抵郓，虽有堤防，唯滑与澶最为隘狭。于此二州之地，可立分水之制，宜于南北岸各开其一，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，南入灵河以通于淮，节减暴流，一如汴口之法。其分水河，量其远迩，作为斗门，启闭随时，务乎均济。通舟运，溉农田，此富庶之资也。”不报。时多阴雨，河久未塞，帝忧之，遣枢密直学士张齐贤乘传诣白马津，用太牢加璧以祭。十二月，滑州言决河塞，群臣称贺。
九年春，滑州复言房村河决，帝曰：“近以河决韩村，发民治堤不成，安可重困吾民，当以诸军代之。”乃发卒五万，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田重进领其役，又命翰林学士宋白祭白马津，沈以太牢加璧，未几役成。
淳化二年三月，诏：“长吏以下及巡河主埽使臣，经度行视河堤，勿致坏隳，违者当寘于法。”四年十月，河决澶州，陷北城，坏庐舍七千余区，诏发卒代民治之。是岁，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：“滑州土脉疏，岸善隤，每岁河决南岸，害民田。请于迎阳凿渠引水，凡四十里，至黎阳合大河，以防暴涨。”帝许之。五年正月，滑州言新渠成，帝又案图，命昭宣使罗州刺史杜彦钧率兵夫，计功十七万，凿河开渠，自韩村埽至州西铁狗庙，凡十五余里，复合于河，以分水势。
真宗咸平三年五月，河决郓州王陵埽，浮钜野，入淮、泗，水势悍激，侵迫州城。命使率诸州丁男二万人塞之，逾月而毕。始，赤河决，拥济、泗，郓州城中常苦水患。至是，霖雨弥月，积潦益甚，乃遣工部郎中陈若拙经度徙城。若拙请徙于东南十五里阳乡之高原，诏可。是年，诏：“缘河官吏，虽秩满，须水落受代。知州、通判两月一巡堤，县令、佐迭巡堤防，转运使勿委以他职。”又申严盗伐河上榆柳之禁。
景德元年九月，澶州言河决横垅埽；四年，又坏王八埽，并诏发兵夫完治之。大中祥符三年十月，判河中府陈尧叟言：“白浮图村河水决溢，为南风激还故道。”明年，遣使滑州，经度西岸，开减水河。九月，棣州河决聂家口，五年正月，本州请徙城，帝曰：“城去决河尚十数里，居民重迁。”命使完塞。既成，又决于州东南李民湾，环城数十里民舍多坏，又请徙于商河。役兴逾年，虽扞护完筑，裁免决溢，而湍流益暴，壖地益削，河势高民屋殆逾丈矣，民苦久役，而终忧水患。八年，乃诏徙州于阳信之八方寺。
著作佐郎李垂上《导河形胜书》三篇并图，其略曰：
臣请自汲郡东推禹故道，挟御河，较其水势，出大伾、上阳、太行三山之间，复西河故渎，北注大名西、馆陶南，东北合赤河而至于海。因于魏县北析一渠，正北稍西迳衡漳直北，下出邢、洺，如《夏书》过洚水，稍东注易水、合百济、会朝河而至于海。大伾而下，黄、御混流，薄山障堤，势不能远。如是则载之高地而北行，百姓获利，而契丹不能南侵矣。《禹贡》所谓“夹右碣石入于海”，孔安国曰：“河逆上此州界。”
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，曹公所开运渠东五里，引河水正北稍东十里，破伯禹古堤，迳牧马陂，从禹故道，又东三十里转大伾西、通利军北，挟白沟，复西大河，北迳清丰、大名西，历洹水、魏县东，暨馆陶南，入屯氏故渎，合赤河而北至于海。既而自大伾西新发故渎西岸析一渠，正北稍西五里，广深与汴等，合御河道，逼大伾北，即坚壤析一渠，东西二十里，广深与汴等，复东大河。两渠分流，则三四分水，犹得注澶渊旧渠矣。大都河水从西大河故渎东北，合赤河而达于海，然后于魏县北发御河西岸析一渠，正北稍西六十里，广深与御河等，合衡漳水；又冀州北界、深州西南三十里决衡漳西岸，限水为门，西北注滹沱，潦则塞之，使东渐渤海，旱则决之，使西灌屯田，此中国御边之利也。
两汉而下，言水利者，屡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。今考图志，九河并在平原而北，且河坏澶、滑，未至平原而上已决矣，则九河奚利哉。汉武舍大伾之故道，发顿丘之暴冲，则滥兖泛齐，流患中土，使河朔平田，膏腴千里，纵容边寇劫掠其间。今大河尽东，全燕陷北，而御边之计，莫大于河。不然，则赵、魏百城，富庶万亿，所谓诲盗而招寇矣。一日伺我饥馑，乘虚入寇，临时用计者实难；不如因人足财丰之时，成之为易。
诏枢密直学士任中正、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、知制诰王曾详定。中正等上言：“详垂所述，颇为周悉。所言起滑台而下，派之为六，则缘流就下，湍急难制，恐水势聚而为一，不能各依所导。设或必成六派，则是更增六处河口，悠久难于堤防。亦虑入滹沱、漳河，渐至二水淤塞，益为民患，又筑堤七百里，役夫二十一万七千，工至四十日，侵占民田，颇为烦费。”其议遂寝。
七年，诏罢葺遥堤，以养民力。八月，河决澶州大吴埽，役徒数千，筑新堤，亘二百四十步，水乃顺道。八年，京西转运使陈尧佐议开滑州小河分水势，遣使视利害以闻。及还，请规度自三迎阳村北治之，复开汊河于上游，以泄其壅溢。诏可。
天禧三年六月乙未夜，滑州河溢城西北天台山旁，俄复溃于城西南，岸摧七百步，漫溢州城，历澶、濮、曹、郓，注梁山泊；又合清水、古汴渠东入于淮，州邑罹患者三十二。即遣使赋诸州薪石、楗橛、芟竹之数千六百万，发兵夫九万人治之。四年二月，河塞，群臣入贺，上亲为文，刻石纪功。
是年，祠部员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，命垂至大名府、滑卫德贝州、通利军与长吏计度。垂上言：
臣所至，并称黄河水入王莽沙河与西河故渎，注金、赤河，必虑水势浩大，荡浸民田，难于防备。臣亦以为河水所经，不无为害。今者决河而南，为害既多，而又阳武埽东、石堰埽西，地形汙下，东河泄水又艰。或者云：“今决处漕底坑深，旧渠逆上，若塞之，旁劳必复坏。”如是，则议塞河者诚以为难。若决河而北，为害虽少，一旦河水注御河，荡易水，迳乾宁军，入独流口，遂及契丹之境。或者云：“因此摇动边鄙。”如是，则议疏河者又益为难。臣于两难之间，辄画一计：请自上流引北载之高地，东至大伾，泻复于澶渊旧道，使南不至滑州，北不出通利军界。
何以计之？臣请自卫州东界曹公所开运渠东五里，河北岸凸处，就岸实土坚引之，正北稍东十三里，破伯禹古堤，注裴家潭，迳牧马陂，又正东稍北四十里，凿大伾西山，酾为二渠：一逼大伾南足，决古堤正东八里，复澶渊旧道；一逼通利军城北曲河口，至大禹所导西河故渎，正北稍东五里，开南北大堤，又东七里，入澶渊旧道，与南渠合。夫如是，则北载之高地，大伾二山脽股之间分酌其势，浚泻两渠，汇注东北，不远三十里，复合于澶渊旧道，而滑州不治自涸矣。
臣请以兵夫二万，自来岁二月兴作，除三伏半功外，至十月而成。其均厚埤薄，俟次年可也。
疏奏，朝议虑其烦扰，罢之。
初，滑州以天台决口去水稍远，聊兴葺之，及西南堤成，乃于天台口旁筑月堤。六月望，河复决天台下，走卫南，浮徐、济，害如三年而益甚，帝以新经赋率，虑殚困民力，即诏京东西、河北路经水灾州军，勿复科调丁夫，其守扞堤防役兵，仍令长吏存恤而番休之。五年正月，知滑州陈尧佐以西北水坏，城无外御，筑大堤，又叠埽于城北，护州中居民；复就凿横木，下垂木数条，置水旁以护岸，谓之“木龙”，当时赖焉。复并旧河开枝流，以分导水势，有诏嘉奖。
说者以黄河随时涨落，故举物候为水势之名：自立春之后，东风解冻，河边入候水，初至凡一寸，则夏秋当至一尺，颇为信验，故谓之“信水”。二月、三月桃华始开，冰泮两积，川流猥集，波澜盛长，谓之“桃华水”。春末芜菁华开，谓之“菜华水”。四月末垄麦结秀，擢芒变色，谓之“麦黄水”。五月瓜实延蔓，谓之“瓜蔓水”。朔野之地，深山穷谷，固阴冱寒，冰坚晚泮，逮乎盛夏，消释方尽，而沃荡山石，水带矾腥，并流于河，故六月中旬后，谓之“矾山水”。七月菽豆方秀，谓之“豆华水”。八月菼乱华，谓之“荻苗水”。九月以重阳纪节，谓之“登高水”。十月水落安流，复其故道，谓之“复槽水”。十一月、十二月断冰杂流，乘寒复结，谓之“蹙凌水”。水信有常，率以为准；非时暴涨，谓之“客水”。
其水势，凡移<谷共>横注，岸如刺毁，谓之“紥岸”。涨溢逾防，谓之“抹岸”。埽岸故朽，潜流漱其下，谓之“塌岸”。浪势旋激，岸土上隤，谓之“沦卷”。水侵岸逆涨，谓之“上展”。顺涨，谓之“下展”。或水乍落，直流之中，忽屈曲横射，谓之“径{穴叫}”。水猛骤移，其将澄处，望之明白，谓之“拽白”，亦谓之“明滩”。湍怒略渟，势稍汩起，行舟值之多溺，谓之“荐浪水”。水退淤淀，夏则胶土肥腴。初秋则黄灭土，颇为疏壤，深秋则白灭土，霜降后皆沙也。
旧制，岁虞河决，有司常以孟秋预调塞治之物，梢芟、薪柴、楗橛、竹石、茭索、竹索凡千余万，谓之“春料”。诏下濒河诸州所产之地，仍遣使会河渠官吏，乘农隙率丁夫水工，收采备用。凡伐芦荻谓之“芟”，伐山木榆柳枝叶谓之“梢”，辫竹纠芟为索。以竹为巨索，长十尺至百尺，有数等。先择宽平之所为埽场。埽之制，密布芟索，铺梢，梢芟相重，压之以土，杂以碎石，以巨竹索横贯其中，谓之“心索”。卷而束之，复以大芟索击其两端，别以竹索自内旁出，其高至数丈，其长倍之。凡用丁夫数百或千人，杂唱齐挽，积置于卑薄之处，谓之“埽岸”。既下，以橛臬阂之，复以长木贯之，其竹索皆埋巨木于岸以维之，遇河之横决，则复增之，以补其缺。凡埽下非积数叠，亦不能遏其迅湍，又有马头、锯牙、木岸者，以蹙水势护堤焉。
凡缘河诸州，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，开封府有阳武埽，滑州有韩房二村、凭管、石堰、州西、鱼池、迎阳凡七埽，（旧有七里曲埽，后废。）通利军有齐贾、苏村凡二埽，澶州有濮阳、大韩、大吴、商胡、王楚、横陇、曹村、依仁、大北、冈孙、陈固、明公、王八凡十三埽，大名府有孙杜、侯村二埽，濮州有任村、东、西、北凡四埽，郓州有博陵、张秋、关山、子路、王陵、竹口凡六埽，齐州有采金山、史家涡二埽，滨州有平河、安定二埽，棣州有聂家、梭堤、锯牙、阳成四埽，所费皆有司岁计而无阙焉。
仁宗天圣元年，以滑州决河未塞，诏募京东、河北、陕西、淮南民输薪刍，调兵伐濒河榆柳，赒溺死之家。二年，遣使诣滑、卫行视河势。五年，发丁夫三万八千，卒二万一千，缗钱五十万，塞决河，转运使五日一奏河事。十月丙申，塞河成，以其近天台山麓，名曰天台埽。宰臣王曾率百官入贺。十二月，濬鱼池埽减水河。
六年八月，河决于澶州之王楚埽，凡三十步。八年，始诏河北转运司计塞河之备，良山令陈曜请疏郓、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势，遂遣使行视遥堤。明道二年，徙大名之朝城县于杜婆村，废郓州之王桥渡、淄州之临河镇以避水。
景祐元年七月，河决澶州横陇埽。庆历元年，诏权停修决河。自此久不复塞，而议开分水河以杀其暴。未兴工而河流自分，有司以闻，遣使特祠之。三月，命筑堤于澶以扞城。八年六月癸酉，河决商胡埽，决口广五百五十七步，乃命使行视河堤。
皇祐元年三月，河合永济渠注乾宁军。二年七月辛酉，河复决大名府馆陶县之郭固。四年正月乙酉，塞郭固而河势犹壅，议者请开六塔以披其势。至和元年，遣使行度故道，且诣铜城镇海口，约古道高下之势。二年，翰林学士欧阳修奏疏曰：
朝廷欲俟秋兴大役，塞商胡，开横陇，回大河于古道。夫动大众必顺天时、量人力，谋于其始而审于其终，然后必行，计其所利者多，乃可无悔。比年以来，兴役动众，劳民费财，不精谋虑于厥初，轻信利害之偏说，举事之始，既已苍皇，群议一摇，寻复悔罢。不敢远引他事，且如河决商胡，是时执政之臣，不慎计虑，遽谋修塞。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万，骚动六路一百余军州，官吏催驱，急若星火，民庶愁苦，盈于道途。或物已输官，或人方在路，未及兴役，寻已罢修，虚费民财，为国敛怨，举事轻脱，为害若斯。今又闻复有修河之役，三十万人之众，开一千余里之长河，计其所用物力，数倍往年。当此天灾岁旱、民困国贫之际，不量人力，不顺天时，知其有大不可者五：
盖自去秋至春半，天下苦旱，京东尤甚，河北次之。国家常务安静振恤之，犹恐民起为盗，况于两路聚大众、兴大役乎？此其必不可者一也。
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，继以凶年，人户流亡，十失八九。数年以来，人稍归复，然死亡之余，所存者几，疮痍未敛，物力未完。又京东自去冬无雨雪，麦不生苗，将逾暮春，粟未布种，农心焦劳，所向无望。若别路差夫，又远者难为赴役；一出诸路，则两路力所不任。此其必不可者二也。
往年议塞滑州决河，时公私之力，未若今日之贫虚；然犹储积物料，诱率民财，数年之间，始能兴役。今国用方乏，民力方疲，且合商胡塞大决之洪流，此一大役也。凿横陇开久废之故道，又一大役也。自横陇至海千余里，埽岸久已废，顿须兴缉，又一大役也。往年公私有力之时，兴一大役，尚须数年，今猝兴三大役于灾旱贫虚之际。此其必不可者三也。
就令商胡可塞，故道未必可开。鲧障洪水，九年无功，禹得《洪范》五行之书，知水润下之性，乃因水之流，疏而就下，水患乃息。然则以大禹之功，不能障塞，但能因势而疏决尔。今欲逆水之性，障而塞之，夺洪河之正流，使人力斡而回注，此大禹之所不能。此其必不可者四也。
横陇湮塞已二十年，商胡决又数岁，故道已平而难凿，安流已久而难回。此其必不可者五也。
臣伏思国家累岁灾谴甚多，其于京东，变异尤大。地贵安静而有声，巨嵎山摧，海水摇荡，如此不止者仅十年，天地警戒，宜不虚发。臣谓变异所起之方，尤当过虑防惧，今乃欲于凶艰之年，聚三十万之大众于变异最大之方，臣恐灾祸自兹而发也。况京东赤地千里，饥馑之民，正苦天灾。又闻河役将动，往往伐桑毁屋，无复生计。流亡盗贼之患，不可不虞。宜速止罢，用安人心。
九月，诏：“自商胡之决，大河注金堤，浸为河北患。其故道又以河北、京东饥，故未兴役。今河渠司李仲昌议欲纳水入六塔河，使归横陇旧河，舒一时之急。其令两制至待制以上、台谏官，与河渠司同详定。”
修又上疏曰：
伏见学士院集议修河，未有定论。岂由贾昌朝欲复故道，李仲昌请开六塔，互执一说，莫知孰是。臣愚皆谓不然。言故道者，未详利害之原；述六塔者，近乎欺罔之缪。今谓故道可复者，但见河北水患，而欲还之京东。然不思天禧以来河水屡决之因，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复之势，臣故谓未详利害之原也。若言六塔之利者，则不待攻而自破矣。今六塔既已开，而恩、冀之患，何为尚告奔腾之急？此则减水未见其利也。又开六塔者云，可以全回大河，使复横陇故道。今六塔止是别河下流，已为滨、棣、德、博之患，若全回大河，顾其害如何？此臣故谓近乎欺罔之缪也。
且河本泥沙，无不淤之理。淤常先下流，下流淤高，水行渐壅，乃决上流之低处，此势之常也。然避高就下，水之本性，故河流已弃之道，自古难复。臣不敢广述河源，且以今所欲复之故道，言天禧以来屡决之因。
初，天禧中，河出京东，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。水既淤涩，乃决天台埽，寻塞而复故道；未几，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，今所谓龙门埽者。其后数年，又塞而复故道。已而又决王楚埽，所决差小，与故道分流，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，故又于横陇大决。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，故道非不能力复，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，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。及横陇既决，水流就下，所以十余年间，河未为患。至庆历三、四年，横陇之水，又自海口先淤，凡一百四十余里；其后游、金、赤三河相次又淤。下流既梗，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。然则京东、横陇两河故道，皆下流淤塞，河水已弃之高地。京东故道，屡复屡决，理不可复，不待言而易知也。
昨议者度京东故道功科，但云铜城已上乃特高尔，其东比铜城以上则稍低，比商胡已上则实高也。若云铜城以东地势斗下，则当日水流宜决铜城已上，何缘而顿淤横陇之口，亦何缘而大决也？然则两河故道，既皆不可为，则河北水患何为而可去？臣闻智者之于事，有所不能必，则较其利害之轻重，择其害少者而为之，犹愈害多而利少，何况有害而无利，此三者可较而择也。
又商胡初决之时，欲议修塞，计用梢芟一千八百万，科配六路一百余州军。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，则必用往年之物数。至于开凿故道，张奎所计工费甚大，其后李参减损，犹用三十万人。然欲以五十步之狭，容大河之水，此可笑者，又欲增一夫所开三尺之方，倍为六尺，且阔厚三尺而长六尺，自一倍之功，在于人力，已为劳苦。云六尺之方，以开方法算之，乃八倍之功，此岂人力之所胜？是则前功既大而难兴，后功虽小而不实。
大抵塞商胡、开故道，凡二大役，皆困国劳人，所举如此，而欲开难复屡决已验之故道，使其虚费，而商胡不可塞，故道不可复，此所谓有害而无利者也。就使幸而暂塞，以纾目前之患，而终于上流必决，如龙门、横陇之比，此所谓利少而害多也。
若六塔者，于大河有减水之名，而无减患之实。今下流所散，为患已多，若全回大河以注之，则滨、棣、德、博河北所仰之州，不胜其患，而又故道淤涩，上流必有他决之虞，此直有害而无利耳，是皆智者之不为也。今若因水所在，增治堤防，疏其下流，浚以入海，则可无决溢散漫之虞。
今河所历数州之地，诚为患矣；堤防岁用之夫，诚为劳矣。与其虚费天下之财，虚举大众之役，而不能成功，终不免为数州之患，劳岁用之夫，则此所谓害少者，乃智者之所宜择也。
大约今河之势，负三决之虞：复故道，上流必决；开六塔，上流亦决；河之下流，若不浚使入海，则上流亦决。臣请选知水利之臣，就其下流，求入海路而浚之；不然，下流梗涩，则终虞上决，为患无涯。臣非知水者，但以今事可验者较之耳。愿下臣议，裁取其当焉。
预议官翰林学士承旨孙抃等言：开故道，诚久利，然功大难成；六塔下流，可导而东去，以纾恩、冀金堤之患。
十二月，中书上奏曰：“自商胡决，为大名、恩冀患。先议开铜城道，塞商胡，以功大难卒就，缓之，而忧金堤泛溢不能捍也。愿备工费，因六塔水势入横陇，宜令河北、京东预完堤埽，上河水所居民田数。”诏下中书奏，以知澶州事李璋为总管，转运使周沆权同知潭州，内侍都知邓保吉为钤辖，殿中丞李仲昌提举河渠，内殿承制张怀恩为都监。而保吉不行，以内侍押班王从善代之。以龙图阁直学士施昌言总领其事，提点开封府界县镇事蔡挺、勾当河渠事杨纬同修河决。修又奏请罢六塔之役，时宰相富弼尤主昌议，疏奏亦不省。
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，塞商胡北流，入六塔河，不能容，是夕复决，溺兵夫、漂刍藁不可胜计。命三司盐铁判官沈立往行视，而修河官皆谪。宦者刘恢奏：“六塔之役，水死者数千万人，穿土干禁忌；且河口乃赵征村，于国姓、御名有嫌，而大兴臿斫，非便。”诏御史吴中复、内侍邓守恭置狱于澶。劾仲昌等违诏旨，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进约，以致决溃。怀恩、仲昌仍坐取河材为器，怀恩流潭州，仲昌流英州，施昌言、李璋以下再谪，蔡挺夺官勒停。仲昌，垂子也。由是议者久不复论河事。
五年，河流派别于魏之第六埽，曰二股河，其广二百尺。自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，至魏、恩、德、博之境，曰四界首河。七月，都转运使韩贽言：“四界首古大河所经，即《沟洫志》所谓‘平原、金堤，开通大河，入笃马河，至海五百余里’者也。自春以丁壮三千浚之，可一月而毕。支分河流入金、赤河，使其深六尺，为利可必。商胡决河自魏至于恩冀、乾宁入于海，今二股河自魏、恩东至于德、沧入于海，分而为二，则上流不壅，可以无决溢之患。”乃上《四界首二股河图》。七年七月戊辰，河决大名第五埽。
英宗治平元年，始命都水监浚二股、五股河，以纾恩、冀之患。初，都水监言：“商胡堙塞，冀州界河浅，房家、武邑二埽由此溃，虑一旦大决，则甚于商胡之患。”乃遣判都水监张巩、户部副使张焘等行视，遂兴工役，卒塞之。
神宗熙宁元年六月，河溢恩州乌栏堤，又决冀州枣强埽，北注瀛。七月，又溢瀛州乐寿埽。帝忧之，顾问近臣司马光等。都水监丞李立之请于恩、冀、深、瀛等州，创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御河，而河北都转运司言：“当用夫八万三千余人，役一月成。今方灾伤，愿徐之。”都水监丞宋昌言谓：“今二股河门变移，请迎河港进约，签入河身，以纾四州水患。”遂与屯田都监内侍程昉献议，开二股以导东流。于是都水监奏：“庆历八年，商胡北流，于今二十余年，自澶州下至乾宁军，创堤千有余里，公私劳扰。近岁冀州而下，河道梗涩，致上下埽岸屡危。今枣强抹岸，冲夺故道，虽创新堤，终非久计。愿相六塔旧口，并二股河导使东流，徐塞北流。”而提举河渠王亚等谓：“黄、御河带北行入独流东砦，经乾宁军、沧州等八砦边界，直入大海。其近海口阔六七百步，深八九丈，三女砦以西阔三四百步，深五六丈。其势愈深，其流愈猛，天所以限契丹。议者欲再开二股，渐闭北流，此乃未尝睹黄河在界河内东流之利也。”
十一月，诏翰林学士司马光、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张茂则，乘传相度四州生堤，回日兼视六塔、二股利害。二年正月，光入对：“请如宋昌言策，于二股之西置上约，擗水令东。俟东流渐深，北流淤浅，即塞北流，放出御河、胡卢河，下纾恩、冀、深、瀛以西之患。”
初，商胡决河自魏之北，至恩、冀、乾宁入于海，是谓北流。嘉祐五年，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，遂为二股，自魏、恩东至于德、沧，入于海，是谓东流。时议者多不同，李立之力主生堤，帝不听，卒用昌言说，置上约。
三月，光奏：“治河当因地形水势，若强用人力，引使就高，横立堤防，则逆激旁溃，不惟无成，仍败旧绩。臣虑官吏见东流已及四分，急于见功，遽塞北流。而不知二股分流，十里之内，相去尚近，地势复东高西下。若河流并东，一遇盛涨，水势西合入北流，则东流遂绝；或于沧、德堤埽未成之处，决溢横流。虽除西路之患，而害及东路，非策也。宜专护上约及二股堤岸。若今岁东流止添二分，则此去河势自东，近者二三年，远者四五年，候及八分以上，河流冲刷已阔，沧、德堤埽已固，自然北流日减，可以闭塞，两路俱无害矣。”
会北京留守韩琦言：“今岁兵夫数少，而金堤两埽，修上、下约甚急，深进马头，欲夺大河。缘二股及嫩滩旧阔千一百步，是以可容涨水。今截去八百步有余，则将束大河于二百余步之间，下流既壅，上流蹙遏湍怒，又无兵夫修护堤岸，其冲决必矣。况自德至沧，皆二股下流，既无堤防，必侵民田。设若河门束狭，不能容纳涨水，上、下约随流而脱，则二股与北流为一，其患愈大。又恩、深州所创生堤，其东则大河西来，其西则西山诸水东注，腹背受水，两难捍御。望选近臣速至河所，与在外官合议。”帝在经筵以琦奏谕光，命同茂则再往。
四月，光与张巩、李立之、宋昌言、张问、吕大防、程昉行视上约及方锯牙，济河，集议于下约。光等奏：“二股河上约并在滩上，不碍河行。但所进方锯牙已深，致北流河门稍狭，乞减折二十步，令近后，仍作蛾眉埽裹护。其沧、德界有古遥堤，当加葺治。所修二股，本欲疏导河水东去，生堤本欲捍御河水西来，相为表里，未可偏废。”帝因谓二府曰：“韩琦颇疑修二股。”赵抃曰：“人多以六塔为戒。”王安石曰：“异议者，皆不考事实故也。”帝又问：“程昉、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？”安石以为可治。帝曰：“欲作签河甚善。”安石曰：“诚然。若及时作之，使决河可东，北流可闭。”因言：“李立之所筑生堤，去河远者至八九十里，本计以御漫水，而不可御河南之向著，臣恐漫水亦不可御也。”帝以为然。五月丙寅，乃诏立之乘驿赴阙议之。
六月戊申，命司马光都大提举修二股工役。吕公著言：“朝廷遣光相视董役，非所以褒崇近职、待遇儒臣也。”乃罢光行。
七月，二股河通快，北流稍自闭。戊子，张巩奏：“上约累经泛涨，并下约各已无虞，东流势渐顺快，宜塞北流，除恩、冀、深、瀛、永静、乾宁等州军水患。又使御河、胡卢河下流各还故道，则漕运无壅遏，邮传无滞留，塘泊无淤浅。复于边防大计，不失南北之限，岁减费不可胜数，亦使流移归复，实无穷之利。且黄河所至，古今未尝无患，较利害轻重而取舍之可也。惟是东流南北堤防未立，闭口修堤，工费甚夥，所当预备。望选习知河事者，与臣等讲求，具图以闻。”乃复诏光、茂则及都水监官、河北转运使同相度闭塞北流利害，有所不同，各以议上。
八月己亥，光入辞，言：“巩等欲塞二股河北流，臣恐劳费未易。或幸而可塞，则东流浅狭，堤防未全，必致决溢，是移恩、冀、深、瀛之患于沧、德等州也。不若俟三二年，东流益深阔，堤防稍固，北流渐浅，薪刍有备，塞之便。”帝曰：“东流、北流之患孰轻重？”光曰：“两地皆王民，无轻重；然北流已残破，东流尚全。”帝曰；“今不俟东流顺快而塞北流，他日河势改移，奈何？”光曰：“上约固则东流日增，北流日减，何忧改移。若上约流失，其事不可知，惟当并力护上约耳。”帝曰：“上约安可保？”光曰：“今岁创修，诚为难保，然昨经大水而无虞，来岁地脚已牢，复何虑。且上约居河之侧，听河北流，犹惧不保；今欲横截使不行，庸可保乎？”帝曰：“若河水常分二流，何时当有成功？”光曰：“上约苟存，东流必增，北流必减；借使分为二流，于张巩等不见成功，于国家亦无所害。何则？西北之水，并于山东，故为害大，分则害小矣。巩等亟欲塞北流，皆为身谋，不顾国力与民患也。”帝曰：“防捍两河，何以供亿？”光曰：“并为一则劳费自倍，分二流则劳费减半。今减北流财力之半，以备东流，不亦可乎？”帝曰：“卿等至彼视之。”
时二股河东流及六分，巩等因欲闭断北流，帝意向之。光以为须及八分乃可，仍待其自然，不可施功。王安石曰：“光议事屡不合，今令视河，后必不从其议，是重使不安职也。”庚子，乃独遣茂则。茂则奏：“二股河东倾已及八分，北流止二分。”张巩等亦奏：“丙午，大河东徙，北流浅小。戊申，北流闭。”诏奖谕司马光等，仍赐衣、带、马。
时北流既塞，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许家港东决，泛滥大名、恩、德、沧、永静五州军境。三年二月，命茂则、巩相度澶、滑州以下至东流河势、堤防利害。时方濬御河，韩琦言：“事有缓急，工有后先，今御河漕运通驶，未至有害，不宜减大河之役。”乃诏辍河夫卒三万三千，专治东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