○黄河下 汴河上
元祐八年二月乙卯，三省奉旨：“北流软堰，并依都水监所奏。”门下侍郎苏辙奏：“臣尝以谓软堰不可施于北流，利害甚明。盖东流本人力所开，阔止百余步，冬月河流断绝，故软堰可为。今北流是大河正溜，此之东流，何止数倍，见今河水行流不绝，软堰何由能立？盖水官之意，欲以软堰为名，实作硬堰，阴为回河之计耳。朝廷既已觉其意，则软堰之请，不宜复从。”赵偁亦上议曰：“臣窃谓河事大利害有三，而言者互进其说，或见近忘远，徼幸盗功，或取此舍彼，诪张昧理。遂使大利不明，大害不去，上惑朝听，下滋民患，横役枉费，殆无穷已，臣切痛之。所谓大利害者：北流全河，患水不能分也；东流分水，患水不能行也；宗城河决，患水不能闭也。是三者，去其患则为利，未能去则为害。今不谋此，而议欲专闭北流，止知一日可闭之利，而不知异日既塞之患，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为力，而不知阚村方涨之势，未可并以入东流也。夫欲合河以为利，而不恤上下壅溃之害，是皆见近忘远，徼幸盗功之事也。有司欲断北流而不执其咎，乃引分水为说，姑为软堰；知河冲之不可以软堰御，则又为决堰之计。臣恐枉有工费，而以河为戏也。请俟涨水伏槽，观大河之势，以治东流、北流。”
五月，水官卒请进梁村上、下约，束狭河门，既涉涨水，遂壅而溃。南犯德清，西决内黄，东淤梁村，北出阚村，宗城决口复行魏店，北流因淤遂断，河水四出，坏东郡浮梁。十二月丙寅，监察御史郭知章言：“臣比缘使事至河北，自澶州入北京，渡孙村口，见水趋东者，河甚阔而深；又自北京往洺州，过杨家浅口复渡，见水之趋北者，才十之二三，然后知大河宜闭北行东。乞下都水监相度。”于是吴安持复兼领都水，即建言：“近准朝旨，已堰断魏店刺子，向下北流一枝断绝。然东西未有堤岸，若涨水稍大，必披滩漫出，则平流在北京、恩州界，为害愈甚。乞塞梁村口，缕张包口，开青丰口以东鸡爪河，分杀水势。”吕大防以其与己意合，向之，诏同北京留守相视。
时范纯仁复为右相，与苏辙力以为不可。遂降旨：“令都水监与本路安抚、转运、提刑司共议，可则行之，有异议速以闻。”绍圣元年正月也。是时，转运使赵偁深不以为然，提刑上官均颇助之。偁之言曰：“河自孟津初行平地，必须全流，乃成河道。禹之治水，自冀北抵沧、棣，始播为九河，以其近海无患也。今河自横垅、六塔、商胡、小吴，百年之间，皆从西决，盖河徙之常势。而有司置埽创约，横截河流，回河不成，因为分水。初决南宫，再决宗城，三决内黄，亦皆西决，则地势西下，较然可见。今欲弭息河患，而逆地势，戾水性，臣未见其能就功也。请开阚村河门，修平乡钜鹿埽、焦家等堤，浚澶渊故道，以备涨水。”大名安抚使许将言：“度今之利，若舍故道，止从北流，则虑河下已湮，而上流横溃，为害益广。若直闭北流，东徙故道，则复虑受水不尽，而破堤为患。窃谓宜因梁村之口以行东，因内黄之口以行北，而尽闭诸口，以绝大名诸州之患。俟春夏水大至，乃观故道，足以受之，则内黄之口可塞；不足以受之，则梁村之役可止。定其成议，则民心固而河之顺复有时，可以保其无害。”诏：“令吴安持同都水监丞郑佑，与本路安抚、转运、提刑司官具图、状保明闻奏，即有未便，亦具利害来上。”
三月癸酉，监察御史郭知章言：“河复故道，水之趋东，已不可遏。近日遣使按视，逐司议论未一。臣谓水官朝夕从事河上，望专委之。”乙亥，吕大防罢相。
六月，右正言张商英奏言：“元丰间河决南宫口，讲议累年，先帝叹曰：‘神禹复生，不能回此河矣。’乃敕自今后不得复议回河闭口，盖采用汉人之论，俟其泛滥自定也。元祐初，文彦博、吕大防以前敕非是，拔吴安持为都水使者，委以东流之事。京东、河北五百里内差夫，五百里外出钱雇夫，及支借常平仓司钱买梢草，斩伐榆柳。凡八年而无尺寸之效，乃迁安持太仆卿，王宗望代之。宗望至，则刘奉世犹以彦博、大防余意，力主东流，以梁村口吞纳大河。今则梁村口淤淀，而开沙堤两处决口以泄水矣。前议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，今则云俟霜降水落兴工矣。朝廷咫尺，不应九年为水官蔽欺如此。九年之内，年年矾山水涨，霜降水落，岂独今年始有涨水，而待水落乃可以兴工耶？乞遣使按验虚实，取索回河以来公私费钱粮、梢草，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。”
会七月辛丑，广武埽危急，诏王宗望亟往救护。壬寅，帝谓辅臣曰：“广武去洛河不远，须防涨溢下灌京师，已遣中使视之。”辅臣出图、状以奏曰：“此由黄河北岸生滩，水趋南岸。今雨止，河必减落，已下水官，与洛口官同行按视，为签堤及去北岸嫩滩，令河顺直，则无患矣。”
八月丙子，权工部侍郎吴安持等言：“广武埽危急，刷塌堤身二千余步处，地形稍高。自巩县东七里店至见今洛口，约不满十里，可以别开新河，引导河水近南行流，地步至少，用功甚微。王宗望行视并开井筒，各称利便外，其南筑大堤，工力浩大，乞下各属官司，躬往相度保明。”从之。
十月丁酉，王宗望言：“大河自元丰溃决以来，东、北两流，利害极大，频年纷争，国论不决，水官无所适从。伏自奉昭凡九月，上禀成算，自阚村下至栲栳堤七节河门，并皆闭塞。筑金堤七十里，尽障北流，使全河东还故道，以除河患。又自阚村下至海口，补筑新旧堤防，增修疏浚河道之淤浅者，虽盛夏涨潦，不至壅决。望付史官，纪绍圣以来圣明独断，致此成绩。”诏宗望等具析修闭北流部役官等功力等弟以闻。然是时东流堤防未及缮固，濒河多被水患，流民入京师，往往泊御廊及僧舍。诏给券，谕令还本土，以就振济。
己酉，安持又言：“准朝旨相度开浚澶州故道，分减涨水。按澶州本是河行旧道，顷年曾乞开修，时以东西地形高仰，未可兴工。欲乞且行疏导燕家河，仍令所属先次计度合增修一十一埽所用工料。”诏：“令都水监候来年将及涨水月分，先具利害以闻。”
癸丑，三省、枢密院言：“元丰八年，知澶州王令图议，乞修复大河故道。元祐四年，都水使者吴安持，因纾南宫等埽危急，遂就孙村口为回河之策。及梁村进约东流，孙村口窄狭，德清军等处皆被水患。今春，王宗望等虽于内黄下埽闭断北流，然至涨水之时，犹有三分水势，而上流诸埽已多危急，下至将陵埽决坏民田。近又据宗望等奏，大河自闭塞阚村而下，及创筑新堤七十余里，尽闭北流，全河之水，东还故道。今访闻东流向下，地形已高，水行不快。既闭断北流，将来盛夏，大河涨水全归故道，不惟旧堤损缺怯薄，而阚村新堤，亦恐未易枝梧。兼京城上流诸处埽岸，虑有壅滞冲决之患，不可不豫为经画。”诏：权工部侍郎吴安持、都水使者王宗望、监丞郑佑同北外监丞司，自阚村而下直至海口，逐一相视，增修疏浚，不致壅滞冲决。
丙辰，张商英又言：“今年已闭北流，都水监长贰交章称贺，或乞付史官，则是河水已归故道，止宜修缉堤埽，防将来冲决而已。近闻王宗望、李仲却欲开澶州故道以分水，吴安持乞候涨水前相度。缘开澶州故道，若不与今东流底平，则才经水落，立见淤塞。若与底平，则从初自合闭口回河，何用九年费财动众？安持称候涨水相度，乃是悠悠之谈。前来涨水并今来涨水，各至澶州、德清军界，安持首尾九年，岂得不见？更欲延至明年，乃是狡兔三窟，自为潜身之计，非公心为国事也。况立春渐近调夫，如是时不早定议，又留后说，邦财民力，何以支持？访闻先朝水官孙民先、元祐六年水官贾种民各有《河议》，乞取索照会。召前后本路监司及经历河事之人，与水官诣都堂反覆诘难，务取至当，经久可行，定议归一，庶免以有限之财事无涯之功。”二年七月戊午，诏：“沿黄河州军，河防决溢，并即申奏。”
元符二年二月乙亥，北外都水丞李伟言：“相度大小河门，乘此水势衰弱，并先修闭，各立蛾眉埽镇压。乞次于河北、京东两路差正夫三万人，其他夫数，令修河官和雇。”三月丁巳，伟又乞于澶州之南大河身内，开小河一道，以待涨水，纾解大吴口下注北京一带向著之患。”并从之。
六月末，河决内黄口，东流遂断绝。八月甲戌，诏：“大河水势十分北流，其以河事付转运司，责州县共力救护堤岸。”辛丑，左司谏王祖道请正吴安持、郑佑、李仲、李伟之罪，投之远方，以明先帝北流之志。诏可。
三年正月己卯，徽宗即位。郑佑、吴安持辈皆用登极大赦，次第牵复。中书舍人张商英缴奏：“佑等昨主回河，皆违神宗北流之意。”不听。商英又尝论水官非其人，治河当行其所无事，一用堤障，犹塞儿口止其啼也。三月，乃以商英为龙图阁待制、河北都转运使兼专功提举河事。商英复陈五事：一曰行古沙河口；二曰复平恩四埽；三曰引大河自古漳河、浮河入海；四曰筑御河西堤，而开东堤之积；五曰开木门口，泄徒骇河东流。大要欲随地势疏浚入海。会四月，河决苏村。七月，诏：“商英毋治河，止厘本职，其因河事差辟官吏并罢。”复置北外都水丞司。
建中靖国元年春，尚书省言：“自去夏苏村涨水，后来全河漫流，今已淤高三四尺，宜立西堤。”诏都水使者鲁君贶同北外丞司经度之。于是左正言任伯雨奏：
河为中国患，二千岁矣。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，莫如本朝。而徇众人偏见，欲屈大河之势以从人者，莫甚于近世。臣不敢远引，只如元祐末年，小吴决溢，议者乃谲谋异计，欲立奇功，以邀厚赏。不顾地势，不念民力，不惜国用，力建东流之议。当洪流中，立马头，设锯齿，梢刍材木，耗费百倍。力遏水势，使之东注，陵虚驾空，非特行地上而已。增堤益防，惴惴恐决，澄沙淤泥，久益高仰，一旦决溃，又复北流。此非堤防之不固，亦理势之必至也。
昔禹之治水，不独行其所无事，亦未尝不因其变以导之。盖河流混浊，泥沙相半，流行既久，迄逦淤淀，则久而必决者，势不能变也。或北而东，或东而北，亦安可以人力制哉！
为今之策，正宜因其所向，宽立堤防，约栏水势，使不至大段漫流。若恐北流淤淀塘泊，亦祗宜因塘泊之岸，增设堤防，乃为长策。风闻近日又有议者献东流之计，不独比年灾伤，居民流散，公私匮竭，百无一有，事势窘急，固不可为；抑亦自高注下，湍流奔猛，溃决未久，势不可改。设若兴工，公私徒耗，殆非利民之举，实自困之道也。
崇宁三年十月，臣僚言：“昨奉诏措置大河，即由西路历沿边州军，回至武强县，循河堤至深州，又北下衡水县，乃达于冀。又北渡河过远来镇，及分遣属僚相视恩州之北河流次第。大抵水性无有不下，引之就高，决不可得。况西山积水，势必欲下，各因其势而顺导之，则无壅遏之患。”诏开修直河，以杀水势。
四年二月，工部言：“乞修苏村等处运粮河堤为正堤，以支涨水，较修弃堤直堤，可减工四十四万、料七十一万有奇。”从之。闰二月，尚书省言：“大河北流，合西山诸水，在深州武强、瀛州乐寿埽，俯瞰雄、霸、莫州及沿边塘泺，万一决溢，为害甚大。”诏增二埽堤及储蓄，以备涨水。是岁，大河安流。
五年二月，诏滑州系浮桥于北岸，仍筑城垒，置官兵守护之。八月，葺阳武副堤。
大观元年二月，诏于阳武上埽第五铺开修直河至第十五铺，以分减水势。有司言：“河身当长三千四百四十步，面阔八十尺，底阔五丈，深七尺，计役十万七千余工，用人夫三千五百八十二，凡一月毕。”从之。十二月，工部员外郎赵霆言：“南北两丞司合开直河者，凡为里八十有七，用缗钱八九万。”异时成功，可免河防之忧，而省久远之费。”诏从之。
二年五月，霆上免夫之议，大略谓：“黄河调发人夫修筑埽岸，每岁春首，骚动数路，常至败家破产。今春滑州鱼池埽合起夫役，尝令送免夫之直，用以买土，增贴埽岸，比之调夫，反有赢余。乞诏有司，应堤埽合调春夫，并依此例，立为永法。”诏曰：“河防夫工，岁役十万，滨河之民，困于调发。可上户出钱免夫，下户出力充役，其相度条画以闻。”丙申，邢州言河决，陷钜鹿县。诏迁县于高地。又以赵州隆平下湿，亦迁之。
六月己卯，都水使者吴玠言：“自元丰间小吴口决，北流入御河，下合西山诸水，至清州独流砦三叉口入海。虽深得保固形胜之策，而岁月浸久，侵犯塘堤，冲坏道路，啮损城砦。臣奉诏修治堤防，御捍涨溢。然筑八尺之堤，当九河之尾，恐不能敌。若不遇有损缺，逐旋增修，即又至隳坏，使与塘水相通，于边防非计也。乞降旨修葺。”从之。庚寅，冀州河溢，坏信都、南宫两县。
三年八月，诏沈纯诚开撩兔源河。兔源在广武埽对岸，分减埽下涨水也。
政和四年十一月，都水使者孟昌龄言：“今岁夏秋涨水，河流上下并行中道，滑州浮桥不劳解拆，大省岁费。”诏许称贺，官吏推恩有差。昌龄又献议导河大伾，可置永远浮桥，谓：“河流自大伾之东而来，直大伾山西，而止，数里方回南，东转而过，复折北而东，则又直至大伾山之东，亦止不过十里耳。视地形水势，东西相直径易，曾不十余里间，且地势低下，可以成河，倚山可为马头，又有中氵单，正如河阳。若引使穿大伾大山及东北二小山，分为两股而过，合于下流，因是三山为趾，以系浮梁，省费数十百倍，可宽河朔诸路之役。”朝廷喜而从之。
五年，置提举修系永桥所。六月癸丑，降德音于河北、京东、京西路，其略曰：“凿山酾渠，循九河既道之迹；为梁跨趾，成万世永赖之功。役不逾时，虑无愆素。人绝往来之阻，地无南北之殊。灵祗怀柔，黎庶呼舞。眷言朔野，爰暨近畿，畚锸繁兴，薪刍转徙，民亦劳止，朕甚悯之。宜推在宥之恩，仍广蠲除之惠。应开河官吏，令提举所具功力等第闻奏。”又诏：“居山至大伾山浮桥属浚州者，赐名天成桥；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桥属滑州者，赐名荣光桥。”俄改荣光曰圣功。七月庚辰，御制桥名，磨崖以刻之。方河之开也，水流虽通，然湍激猛暴，遇山稍隘，往往泛溢，近砦民夫多被漂溺，因亦及通利军，其后遂注成巨泺云。是月，昌龄迁工部侍郎。
八月己亥，都水监言：“大河以就三山通流，正在通利之东，虑水溢为患。乞移军城于大伾山、居山之间，以就高仰。”从之。十月丁巳，中书省言冀州枣强埽决，知州辛昌宗武臣，不谙河事，诏以王仲元代之。
十一月丙寅，都水使者孟揆言：“大河连经涨淤，滩面已高，致河流倾侧东岸。今若修闭枣强上埽决口，其费不赀，兼冬深难施人力，纵使极力修闭，东堤上下二百余里，必须尽行增筑，与水争力，未能全免决溢之患。今漫水行流，多碱卤及积水之地，又不犯州军，止经数县地分，迤逦缠御河归纳黄河。欲自决口上恩州之地水堤为始，增补旧堤，接续御河东岸，签合大河。”从之。乙亥，臣僚言：“禹迹湮没于数千载之远，陛下神智独运，一旦兴复，导河三山。长堤盘固，横截巨浸，依山为梁，天造地设。威示南北，度越前古，岁无解系之费，人无病涉之患。大功既成，愿申饬有司，以日继月，视水向著，随为堤防，益加增固，每遇涨水，水官、漕臣不辍巡视。”诏付昌龄。
六年四月辛卯，高阳关路安抚使吴玠言冀州枣强县黄河清，诏许称贺。七月戊午，太师蔡京请名三山桥铭阁曰缵禹继文之阁，门曰铭功之门。十月辛卯，蔡京等言：“冀州河清，乞拜表称贺。”
七年五月丁巳，臣僚言：“恩州宁化镇大河之侧，地势低下，正当湾流冲激之处。岁久堤岸怯薄，沁水透堤甚多，近镇居民例皆移避。方秋夏之交，时雨霈然，一失堤防，则不惟东流莫测所向，一隅生灵所系甚大，亦恐妨阻大名、河间诸州往来边路。乞付有司，贴筑固护。”从之。六月癸酉，都水使者孟扬言：“旧河阳南北两河分流，立中氵单，系浮梁。顷缘北河淤淀，水不通行，止于南河修系一桥。因此河项窄狭，水势冲激，每遇涨水，多致损坏。欲措置开修北河，如旧修系南北两桥。”从之。九月丁未，诏扬专一措置，而令河阳守臣王序营办钱粮，督其工料。
重和元年三月己亥，诏：“滑州、浚州界万年堤，全藉林木固护堤岸，其广行种植，以壮地势。”五月甲辰，诏：“孟州河阳县第一埽，自春以来，河势湍猛，侵啮民田，迫近州城止二三里。其令都水使者同漕臣、河阳守臣措置固护。”是秋雨，广武埽危急，诏内侍王仍相度措置。
宣和元年九月辛未，蔡京等言：“南丞管下三十五埽，今岁涨水之后，岸下一例生滩，河行中道，实由圣德昭格，神祗顺助。望宣付史馆。”诏送秘书省。十二月，开修兔源河并直河毕工，降诏奖谕。
二年九月己卯，王黼言：“昨孟昌龄计议河事，至滑州韩村埽检视，河流冲至寸金潭，其势就下，未易御遏。近降诏旨，令就画定港湾，对开直河。方议开凿，忽自成直河一道，寸金潭下，水即安流，在役之人，聚首仰叹。乞付史馆，仍帅百官表贺。”从之。
三年六月，河溢冀州信都。十一月，河决清河埽。是岁，水坏天成、圣功桥，官吏行罚有差。四年四月壬子，都水使者孟扬言：“奉诏修系三山东桥，凡役工十五万七千八百，今累经涨水无虞。”诏因桥坏失职降秩者，俱复之，扬自正议大夫转正奉大夫。
七年，钦宗即位。靖康元年二月乙卯，御史中丞许翰言：“保和殿大学士孟昌龄、延康殿学士孟扬、龙图阁直学士孟揆，父子相继领职二十年，过恶山积。妄设堤防之功，多张梢桩之数，穷竭民力，聚敛金帛。交结权要，内侍王仍为之奥主，超付名位，不知纪极。大河浮桥，岁一造舟，京西之民，犹惮其役。而昌龄首建三山之策，回大河之势，顿取百年浮桥之费，仅为数岁行路之观。漂没生灵，无虑万计，近辅郡县，萧然破残。所辟官吏，计金叙绩，富商大贾，争注名牒，身不在公，遥分爵赏。每兴一役，干没无数，省部御史，莫能钩考。陛下方将澄清朝著，建立事功，不先诛窜昌龄父子，无以昭示天下。望籍其奸赃，以正典刑。”诏并落职：昌龄在外宫观，扬依旧权领都水监职事，揆候措置桥船毕取旨。翰复请钩考簿书，发其奸赃。乃诏昌龄与中大夫，扬、揆与中奉大夫。三月丁丑，京西转运司言：“本路岁科河防夫三万，沟河夫一万八千。缘连年不稔，群盗劫掠，民力困弊，乞量数减放。”诏减八千人。
汴河，自隋大业初，疏通济渠，引黄河通淮，至唐，改名广济。宋都大梁，以孟州河阴县南为汴首受黄河之口，属于淮、泗。每岁自春及冬，常于河口均调水势，止深六尺，以通行重载为准。岁漕江、淮、湖、浙米数百万，及至东南之产，百物众宝，不可胜计。又下西山之薪炭，以输京师之粟，以振河北之急，内外仰给焉。故于诸水，莫此为重。其浅深有度，置官以司之，都水监总察之。然大河向背不常，故河口岁易；易则度地形，相水势，为口以逆之。遇春首辄调数州之民，劳费不赀，役者多溺死。吏又并缘侵渔，而京师常有决溢之虞。
太祖建隆二年春，导索水自旃然，与须水合入于汴。三年十月，诏：“缘汴河州县长吏，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，以固堤防。”
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七月，开封府言：“汴水溢坏开封大宁堤，浸民田，害稼。”诏发怀、孟丁夫三千五百人塞之。三年正月，发军士千人复汴口。六月，宋州言：“宁陵县河溢，堤决。”诏发宋、亳丁夫四千五百人，分遣使臣护役。四年八月，又决于宋城县，以本州诸县人夫三千五百人塞之。
淳化二年六月，汴水决浚仪县。帝乘步辇出乾元门，宰相、枢密迎谒。帝曰：“东京养甲兵数十万，居人百万家，天下转漕，仰给在此一渠水，朕安得不顾。”车驾入泥淖中，行百余步，从臣震恐。殿前都指挥使戴兴叩头恳请回驭，遂捧辇出泥淖中。诏兴督步卒数千塞之。日未旰，水势遂定。帝始就次，太官进膳。亲王近臣皆泥泞沾衣。知县宋炎亡匿不敢出，特赦其罪。是月，汴又决于宋城县，发近县丁夫二千人塞之。
至道元年九月，帝以汴河岁运江、淮米五七百万斛，以济京师，问侍臣汴水疏凿之由，令参知政事张洎讲求其事以闻。其言曰：
禹导河自积石至龙门，南至华阴，东至砥柱；又东至于孟津，东过洛汭，至于大伾，即今成皋是也，或云黎阳山也。禹以大河流泛中国，为害最甚，乃于贝丘疏二渠，以分水势：一渠自舞阳县东，引入漯水，其水东北流，至千乘县入海，即今黄河是也；一渠疏畎引傍西山，以东北形高敝坏堤，水势不便流溢，夹右碣石入于渤海。《书》所谓“北过洚水，至于大陆”，洚水即浊漳，大陆则邢州钜鹿泽。“播为九河，同为逆河，入于海。”河自魏郡贵乡县界分为九道，下至沧州，今为一河。言逆河者，谓与河水往复相承受也。齐桓公塞以广田居，唯一河存焉，今其东界至莽梧河是也。禹又于荥泽下分大河为阴沟，引注东南，以通淮、泗。至大梁浚仪县西北，复分为二渠：一渠元经阳武县中牟台下为官渡水；一渠始皇疏凿以灌魏郡，谓之鸿沟，莨菪渠自荥阳五出池口来注之。其鸿沟即出河之沟，亦曰莨菪渠。
汉明帝时，乐浪人王景、谒者王吴始作浚仪渠，盖循河沟故读也。渠成流注浚仪，故以浚仪县为名。灵帝建宁四年，于敖城西北垒石为门，以遏渠口，故世谓之石门。渠外东合济水，济与河、渠浑涛东注，至敖山北，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，即《春秋》晋、楚战于邲。邲又音汳，即“汴”字，古人避“反”字，改从“汴”字。渠水又东经荥阳北，旃然水自县东流入汴水。郑州荥阳县西二十里三皇山上，有二广武城，二城相去百余步，汴水自两城间小涧中东流而出，而济流自兹乃绝。唯汴渠首受旃然水，谓之鸿渠。东晋太和中，桓温北伐前燕，将通之，不果。义熙十三年，刘裕西征姚秦，复浚此渠，始有湍流奔注，而岸善溃塞，裕更疏凿而漕运焉。隋炀帝大业三年，诏尚书左丞相皇甫谊发河南男女百万开汴水，起荥泽入淮千余里，乃为通济渠。又发淮南兵夫十余万开邗沟，自山阳淮至于扬子江三百余里，水面阔四十步，而后行幸焉。自后天下利于转输。昔孝文时，贾谊言“汉以江、淮为奉地”，谓鱼、盐、谷、帛，多出东南。至五凤中，耿寿昌奏：“故事，岁增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。”亦多自此渠漕运。
唐初，改通济渠为广济渠。开元中，黄门侍郎、平章事裴耀卿言：江、淮租船，自长淮西北溯鸿沟，转相输纳于河阴、含嘉、太原等仓。凡三年，运米七百万石，实利涉于此。开元末，河南采访使、汴州刺史齐浣，以江、淮漕运经淮水波涛有沉损，遂浚广济渠下流，自泗州虹县至楚州淮阴县北八十里合于淮，逾时毕功。既而水流迅急，行旅艰险，寻乃废停，却由旧河。
德宗朝，岁漕运江、淮米四十万石，以益关中。时叛将李正己、田悦皆分军守徐州，临涡口，梁崇义阻兵襄、邓，南北漕引皆绝。于是水陆运使杜佑请改漕路，自浚仪西十里疏其南涯，引流入琵琶沟，经蔡河至陈州合颍水，是秦、汉故道，以官漕久不由此，故填淤不通，若畎流培岸，则功用甚寡；又庐、寿之间有水道，而平冈亘其中，曰鸡鸣山，佑请疏其两端，皆可通舟，其间登陆四十里而已，则江、湖、黔、岭、蜀、汉之粟，可方舟而下。由是白沙趋东关，经庐、寿，浮颍步蔡，历琵琶沟入汴河，不复经溯淮之险，径于旧路二千里，功寡利博。朝议将行，而徐州顺命，淮路乃通。至国家膺图受命，以大梁四方所凑，天下之枢，可以临制四海，故卜京邑而定都。
汉高帝云：“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。”孝文又云：“吾初即位，不欲出虎符召郡国兵。”即知兵甲在外也。唯有南北军、期门郎、羽林孤儿，以备天子扈从藩卫之用。唐承隋制，置十二卫府兵，皆农夫也。及罢府兵，始置神武、神策为禁军，不过三数万人，亦以备扈从藩卫而已，故禄山犯关，驱市人而战；德宗蒙尘，扈驾四百余骑，兵甲皆在郡国。额军存而可举者，除河朔三镇外，太原、青社各十万人，邠宁、宣武各六万人，潞、徐、荆、扬各五万人，襄、宣、寿、镇海各二万人，自余观察、团练据要害之地者，不下万人。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，战马数十万匹，并萃京师，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，比汉、唐京邑，民庶十倍。甸服时有水旱，不至艰歉者，有惠民、金水、五丈、汴水等四渠，派引脉分，咸会天邑，舳舻相接，赡给公私。所以无匮乏，唯汴水横亘中国，首承大河，漕引江、湖，利尽南海，半天下之财赋，并山泽之百货，悉由此路而进。然则禹力疏凿以分水势，炀帝开畎以奉巡游，虽数湮废，而通流不绝于百代之下，终为国家之用者，其上天之意乎？
真宗景德元年九月，宋州言汴河决，浸民田，坏庐舍。遣使护塞，逾月功就。三年六月，京城汴水暴涨，诏觇候水势，并工修补，增起堤岸。工毕，复遣使致祭。
大中祥符二年八月，汴水涨溢，自京至郑州，浸道路。诏选使乘传减汴口水势。既而水减，阻滞漕运，复遣浚汴口。八年六月，诏自今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，即遣禁兵三千，沿河防护。八月，太常少卿马元方请浚汴河中流，阔五丈，深五尺，可省修堤之费。即诏遣使计度修浚。使还，上言：“泗州西至开封府界，岸阔底平，水势薄，不假开浚。请止自泗州夹冈，用功八十六万五千四百三十八，以宿、亳丁夫充，计减功七百三十一万，仍请于沿河作头踏道擗岸，其浅处为锯牙，以束水势，使其浚成河道，止用河清、下卸卒，就未放春水前，令逐州长吏、令佐督役。自今汴河淤淀，可三五年一浚。又于中牟、荥泽县各置开减水河。”并从之。
天禧三年十二月，都官员外郎郑希甫言：“汴河两岸皆是陂水，广浸民田，堤脚并无流泄之处。今汴河南省自明河接澳入淮，望诏转运使规度以闻。”
仁宗天圣三年，汴流浅，特遣使疏河注口。四年，大涨，堤危，众情恟忄匈忧京城，诏度京城西贾陂冈地，泄之于护龙河。六年，勾当汴口康德舆言：“行视阳武桥万胜镇，宜存斗门。其梁固斗门三宜废去，祥符界北岸请为别窦，分减溢流。”而勾当汴口王中庸欲增置孙村之石限，悉从其请。七年，德舆言，修河芟地为并滩农户所侵。诏限一月使自实，检括以还县官。皇祐三年，命使诣中牟治堤。明年八月，河涸，舟不通，令河渠司自口浚治，岁以为常。旧制，水增七尺五寸，则京师集禁兵、八作、排岸兵，负土列河上以防河。满五日，赐钱以劳之，曰“特支”；而或数涨数防，又不及五日而罢，则军士屡疲，而赐予不及。是岁七月，始制防河兵日给钱，薄其数，才比特支十分之一，军士便之。明年，遣使行河相利害。
嘉祐六年，汴水浅涩，常稽运漕。都水奏：“河自应天府抵泗州，直流湍驶无所阻。惟应天府上至汴口，或岸阔浅漫，宜限以六十步阔，于此则为木岸狭河，扼束水势令深驶。梢，伐岸木可足也。”遂下诏兴役，而众议以为未便。宰相蔡京奏：“祖宗时已尝狭河矣，俗好沮败事，宜勿听。”役既半，岸木不足，募民出杂梢。岸成而言者始息。旧曲滩漫流，多稽留覆溺处，悉为驶直平夷，操舟往来便之。
神宗熙宁四年，创开訾家口，日役夫四万，饶一月而成。才三月已浅淀，乃复开旧口，役万工，四日而水稍顺。有应舜臣者，独谓新口在孤柏岭下，当河流之冲，其便利可常用勿易，水大则泄以斗门，水小则为辅渠于下流以益之。安石善其议。
五年，先是，宣徽北院使、中太一宫使张方平尝论汴河曰：“国家漕运，以河渠为主。国初浚河渠三道，通京城漕运，自后定立上供年额：汴河斛斗六百万石，广济河六十二万石，惠民河六十万石。广济河所运，止给太康、咸平、尉氏等县军粮而已。惟汴河专运粳米，兼以小麦，此乃大仓蓄积之实。今仰食于官廪者，不惟三军，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，太半待饱于军稍之余，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。然则汴河乃建国之本，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。近岁已罢广济河，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大仓，大众之命，惟汴河是赖。今陈说利害，以汴河为议者多矣。臣恐议者不已，屡作改更，必致汴河日失其旧。国家大计，殊非小事。愿陛下特回圣鉴，深赐省察，留神远虑，以固基本。”方平之言，为王安石发也。
六年夏，都水监丞侯叔献乞引汴水淤府界闲田，安石力主之。水既数放，或至绝流，公私重舟不可荡，有阁折者。帝以人情不安，尝下都水分析，并诏三司同府界提点官往视。十一月，范子奇建议：冬不闭汴口，以外江纲运直入汴至京，废运般。安石以为然。诏汴口官吏相视，卒用其说。是后高丽入贡，令溯汴赴阙。
七年春，河水壅溢，积潦败堤。八月，御史盛陶谓汴河开两口非便，命同判都水监宋昌言视两口水势，檄同提举汴口官王珫。珫言訾家口水三分，辅渠七分。昌言请塞訾家口，而留辅渠。时韩绛、吕惠卿当国，许之。
八年春，安石再相，叔献言：“昨疏浚汴河，自南京至泗州，概深三尺至五尺。惟虹县以东，有礓石三十里余，不可疏浚，乞募民开修。”诏检计工粮以闻。七月，叔献又言：“岁开汴口作生河，侵民田，调夫役。今惟用訾家口，减人夫、物料各以万计，乞减河清一指挥。”从之。未几，汴水大涨，至深一丈二尺，于是复请权闭汴口。
九年十月，诏都水度量疏浚汴河浅深，仍记其地分。十年，范子渊请用濬川杷，以六月兴工，自谓功利灼然，请“候今冬疏浚毕，将杷具、舟船等分给逐地分。使臣于闭口之后，检量河道淤淀去处，至春水接续疏导”。大抵皆无甚利。已而清汴之役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