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者涉猎的书籍极其广博，还要从六艺中考察求实。
《诗》、《书》虽有残缺，但虞舜、夏禹有文可知。
唐尧将要退位，禅让给虞舜；虞舜将要退位，禅让给夏禹。
都是诸侯和州牧共同推荐，这才摄位试用，执掌职事数十年，待功业卓著，然后传授政权。
由此表明天下的权柄是贵重的宝器，帝王是根本的统帅，传授天下是如此的烦难。
而诸子杂记说尧要将天下让给许由，许由不接受，以之为耻辱而逃去隐居。
到夏朝的时候，又有卞随、务光不接受商汤让位，这该如何称颂呢？太史公说：我登上箕山，那山上据说有许由的坟墓。
孔子论述和排列古代的圣贤仁人，如吴太伯、伯夷一类人颇为详细。
我认为所听到的许由、务光德义最高尚，但儒家经文和圣人言辞却并未提及他们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孔子说“：伯夷、叔齐不记旧仇，因此怨恨稀少。”“追求仁德便得到仁德，又有何怨恨呢？”我悲悯伯夷的志意，目睹轶诗而感到诧异，其传记说：伯夷、叔齐，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。
其父想立叔齐为君。
待到父亲死后，叔齐让伯夷为君。
伯夷说“：这是父亲的遗命。”于是逃走。
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。
国人只好拥立孤竹君的中子为君。
这时伯夷、叔齐听说西伯姬昌善待收养老年人，何不前往投奔那里呢？待到了那里，西伯已经死了，周武王载着他的灵碑，尊号为文王，东进讨伐殷纣。
伯夷、叔齐扣住马缰谏阻说：“父死不葬，便动起干戈，能叫做孝顺吗？以臣弑君，能叫做仁爱吗？”武王左右随从要杀他们。
太公说：“这是守义之人。”挽扶他们离去。
武王平定殷纣乱政之后，天下以周为宗主，而伯夷、叔齐以之为耻，坚守节义而不食周粟，隐居于首阳山，采摘野薇充饥。
将要饿死，作了一首歌。
那歌辞说：“登上那西山啊，采摘那野薇。
以暴力代替暴力啊，竟不知其非。
神农虞夏的盛世倏忽消逝啊，我们何处归？啊！死亡吧，命运衰微！”于是饿死在首阳山。
由此看来，他们是怨恨呢？还是不怨恨呢？有人说：“天道不偏私，永远帮助善人。”像伯夷、叔齐，是可以称为善人呢？还是不可以称为善人呢？如此积累仁德保持高洁品行，却终于饿死！再说孔子的七十高足中，仲尼惟独称说颜渊为好学。
但是颜渊每每贫困缠身，糟糠不能裹腹，而终于短命而亡。
天道报施善人，究竟如何呢？盗跖成天杀害无罪之人，脍炒人肝为食，残暴凶狠，为所欲为，聚集数千党徒横行天下，竟然寿终正寝，这是遵循的什么道德呢？这是些特别重大而显著的事例。
至于近世，那些品行不合正道，专门违犯禁忌，却终身安逸享乐，富裕优渥累世不断，而有的人选择好地方才动步，看准时机才说话，走路不敢抄近道，不为公正不发愤，反而遭遇祸灾的，数也数不尽。
我对此大惑不解，倘若有所谓天道，这天道是对呢？还是不对呢？孔子说“：宗旨不同的人不通谋划”，也只能各行其是。
所以他又说“：富贵如果可以追求到，即使为人执鞭赶车，我也愿意去做；如果不可以追求，我就还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做。”“到了寒冷的季节，然后才知道松柏最后凋谢。”整个世上浑浊不堪，高洁之士才能显现。
难道不是因为将德操看得那么重，才将贫富死生看得这么轻吗？“君子疾恨身死而名无所称。”贾谊说“：贪婪之人为财而死，壮烈之士为名而亡，矜夸之人争权而死，平民百姓惜命贪生。”《周易》说：“同为光明则互相映照，同为一类则彼此相求，云雾伴从飞龙，疾风伴从奔虎，圣人述作而万物显露。”伯夷、叔齐虽然贤明，得孔子序列而名声更为显著；颜渊虽然笃好学业，追随孔子而品行更为显著。
那些岩处穴居的隐士，进退趋舍合时，也如同伯夷、叔齐，但美名湮灭而不被称道。
可悲啊！僻处闾巷的普通士人，想要砥砺德行，树立名声，如果不追随于德高望重之士，怎能称名于后世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