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式，字法安，陈留济阳人。他的六世祖江琼，字孟琚，晋朝冯翊太守，擅长虫篆、训诂。永嘉年间大乱，江琼弃官投奔凉州刺史张轨，从此子孙就定居在凉州，书法、训诂作为家业世代相传。江式的祖父江强，字文威，太延五年(439)，凉州平定之后，一家迁往代京。江强向朝廷进献书法三十余种，各有体例，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，因此而被授予中书博士之职。死后，追赠敦煌太守。江式的父亲江绍兴，由高允上奏授予秘书郎，掌管编修国史达二十余年，由于他恭谨朴实，受到世人称赞。后死于赵州太守的任上。
江式幼年时就专心致志于家传学业。几年之内经常梦见有两个人对他进行教导传授，醒来之后，全都记在心里。起初被授予司徒长兼行参军、检校御史等职，不久升为殄寇将军、符节令。因为写文昭太后的尊号谥册，特升为奉朝请，仍任符节令。江式尤其擅长于篆体，京都洛阳宫殿中所有门上的板题，都是江式书写的。
延昌三年(514)三月，江式向皇帝上表说：
“我听说庖羲氏起而将八卦排列在图画中，轩辕氏兴而用龟策记其文。古代史官仓颉观看八卦的符号，观察鸟兽的形状，另外创造了文字，用以代替结绳记事，用文字来记载事情。朝廷加以推行，百官就用来陈述事物；典籍中加以记载，各种整理就清楚明白。到了夏商周三代，字体就颇有不同，即使依照种类加以规范，也不能全都同仓颉创立的文字相异。所以，《周礼》规定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，由执掌教育的官员教给他们六书：一是指事，二是象形，三是谐声，四是会意，五是转注，六是假借。都是仓颉传下的方法。到了周宣王太史史籀撰写大篆十五篇，与古代文字有的相同有的相异，当时人们称之为‘籀书’。到了孔子整理修定《六经》，左丘明阐述《春秋》，都是用古文字，其中的意思人们都可以领会并陈说。
“后来战国时七国的法度各不相同，文字也极不相同，到秦始皇统一天下，丞相李斯就奏请秦皇废除不符合秦国的文字。李斯撰写了《仓颉篇》，中车府令赵高写了《爰历篇》，太史令胡母敬写了《博学篇》，都采用史籀的大篆，有的稍加简省和改变，这就是小篆。于是秦皇焚烧经书，废除旧典，认为篆体过于繁杂，因而趋向于文字简约，就开始采用隶书。古文字到此时便停止使用了。隶书，是秦始皇令下杜人程邈按照小篆所创造的，因为程邈是一个被罚劳役的奴隶，所以称作隶书。所以秦代有八体：一是大篆，二是小篆，三是刻符书，四是虫书，五是摹印，六是署书，七是殳书，八是隶书。
“汉朝时，兴尉律学，又以籀书教人，也习八体，经过考试合格的人，任为尚书史。官吏和百姓上书，检查他的文字，如果书写不合格，就要受到检举。又有草书，不知是谁人创始，考察它的书写形状，虽然没有多大的道理，但也是一时的变通。汉宣帝时，召集精通《仓颉篇》的人，独有张敞能任。凉州刺史杜邺、沛人爰礼、讲学大夫秦近也能解说。汉平帝时，召集爰礼等一百多人在未央宫讲说文字，任爰礼为小学元士。黄门侍郎扬雄采集这些资料编写成字书《训纂篇》。到了王莽改国号为新，窃居皇帝之位，自认为顺应天命而制定制度，命大司空甄丰负责校订文字工作，对古文字很作了些改定。当时有六体书：一是古文，是孔子壁中书上的字体；二是奇字，即古文字的异体字；三是篆书，就是小篆；四是佐书，就是秦代的隶书；五是摹印，用于刻制印玺的；六是鸟虫，用来书写传达命令的幡信的。所谓壁中书，就是汉武帝时鲁恭王拆毁孔子旧宅而得到的古文《礼记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。又有北平侯张仓所献的古籍《春秋左氏传》，书体与孔子的相似，也就是前代的古文。
“后汉郎中扶风人曹喜号称擅长篆书，其书法与李斯略有不同，但甚为精巧，从此后学都仿效他的书法。皇帝又令侍中贾逵研究整理古文字。方法技艺各不相同，传授某一个方面，如果有能够对国家有用的，全部都收集起来。贾逵就是汝南人许慎的古文字学宗师。后来许慎嗟叹世人的喜好新奇，感叹儒士们的穿凿附会，惋惜文章的遭到败坏，痛惜文字的受到非议，任意作奇异的解释，以至造成很大的混乱，因此而撰写了《说文解字》十五篇，起一终亥，所收文字都按一定部属分列，内容包括六艺群书的词义训释，以及评释诸子百家的文字解释，天地、山川、草木、鸟兽、昆虫、杂物、奇怪珍异、王制礼仪、世间人事，没有一样不详细记载的，可以说是分门别类，博杂而又不散乱，文采与内容配合适当，最适合人们细读研究。左中郎将陈留人蔡邕兼采李斯、曹喜的书法成为古今杂体，皇帝诏令在太学门外立石碑，刊载《五经》，用楷书的方法书写，大多是蔡邕手写的。后来设鸿都署，具有书画特殊才能的人无不云集于此，当时各地进献篆书的没有人能超过蔡邕。
“三国魏初博士清河人张揖著有《埤仓》、《广雅》、《古今字诂》等书，研寻《埤雅》、《广雅》，缀遗拾漏，增加事类，或许对于文字学也有所裨益。然而他的《字诂》同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相比，则古今书法的法式和功用，有得也有失。陈留人邯郸淳也是张揖同时代人，博学有才，尤其擅长《埤仓》、《广雅》，许慎所训释的文字含意，八体六书都精心研究，熟习其规律，比张揖更为有名，在宫中教授诸皇子的书法。又在汉碑之西树立《三字石经》，其文字华丽鲜明，古文、篆、隶三种字体又得以发扬光大。用《说文解字》来加以校对，篆书、隶书大体相同，而古字则略有差异。又有京兆人韦诞、河东人卫觊二家，并称擅长篆书。当时的台观上的榜题、宝器上的铭文，全都是韦诞所写，流传于子孙，世人称其精妙。
“晋代义阳王典祠令任城人吕忱向皇帝呈上《字林》六卷，寻味其情状，是附托许慎的《说文》，考察古代经籍中的章节句读，订正辨析古籍中的奇惑之字，文字得正隶之妙而又不离篆书之意。吕忱之弟吕静另外仿效故左校令李登《声类》中的方法，撰《韵集》五卷，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，而文字同其兄吕忱相去甚远，读音也时有不同。
“皇魏承接百王之后，延续五运之绪，时代更替，文字改变，篆体多有谬错，隶体逐渐失真。学习者粗俗鄙陋，再加上故弄玄虚，喜好言谈论辩的人，又往往按照他的意思来解说，炫惑于一时，实在难以纠正。所以有传言说，以众非，非行正。这个说法实在是符合这种情况。有人说追来就是归，巧言就是辩，小兔就是需免，神虫就是蚕，像这样的情况非常多，都不符合孔子的古文、史籀的大篆、许慎的《说文》、《石经》三字之体。凡是涉及到古代的文字，莫不令人感到惆怅。唉！文字是六艺之宗，王教之始，前人凭借它而流传至今，今人凭借它而知道古昔，所以说‘本立而道生’。孔子说过：‘必也正名乎。’又说：‘述而不作。’《尚书》上说：‘予欲观古人之象。’都是说的遵循和研究古代历史而不敢穿凿附会的意思。
“我的六世祖江琼也居陈留，仕晋之初，与他的堂兄江应元一同受学于卫觊，古篆之法，《仓》、《雅》、《方言》、《说文》的字式，当时都兼收并蓄。六世祖官至太子洗马，任冯翊郡太守，适逢洛阳之乱，退避到黄河之西居住，几代人传授学习，这个专业才不至于失传。世祖太延年间，我朝皇威遍及西部地区，沮渠牧犍归附朝廷，我的祖父江文威扶杖回国，向朝廷奉献五代人传下来的文字，古篆八体的书法，当时承蒙皇帝的嘉奖征用，得以进职于士大夫之列，在文职官府任职，家中也被称为世业。传到我这一代，我昏昧无知，学识浅薄，虽受到家风的浸染，但有愧于没有显著成绩，然而我逢到了好的时世，皇上加于我的恩遇出于我意料之外，常常蒙受恩泽，承受恩惠，进出文阁，参预史官，题篆宫禁，被视为极有才能的人。我既然对朝廷谒诚尽力，欲罢不能，所以敢于凭借家传六代的声名，尊奉祖辈的遗训，私下仰慕古人所走的路线，希望踏上儒家的道路，请求撰集古来的文字，以许慎的《说文》为主，摘取孔子《尚书》、《五经》的音注，以及《籀篇》、《尔雅》、《三仓》、《凡将》、《方言》、《通俗文》、《祖文宗》、《埤仓》、《广雅》、《古今字诂》、《三字石经》、《字林》、《韵集》、诸赋文字有六书之义者，都按照类别依次编联，文字不重复，集合为一部。其中古籀、奇惑、俗隶各体，都把它排列在篆体之下，各有区别。解释假借的意义，都随文意而解；读音有不同的，也都逐字注音。其中有无法知道的就付之阙如。倘若蒙皇上恩准，希望能让我纵览诸子百家的著述，涉猎所有文字的领域，掌管宫廷中的藏书。所需要的书籍，请求陛下下令如数供给；并派给曾经研习文字的学士五人，帮助我披览众书；派给书生五人，让他们专门从事抄写。侍中、黄门、国子祭酒等有关部门一个月进行一次监察，评议深奥疑难的问题，以期不至于产生纰漏谬误。至于所撰之书的名目，谨听圣上明旨。”
皇帝于是下达诏令说：“可以按照所奏请的事项去办，并令其就任太常之职，望其兼教八书史。其所有需求，依照请奏予以满足。书名等到书成之后再定。”
江式于是撰集字书，书名叫《古今文字》，共四十卷，大体依照许慎《说文》为本，上篆下隶。江式又升任宣威将军、符玺郎之职，不久又授轻车将军。正光年间(522)，授予骁骑将军、兼著作佐郎，正史中字。正光四年(523)去世，追赠右将军、巴州刺史。他所撰之书终究未能完成。
江式的侄儿征虏将军江顺和，也擅长篆书。在太和年间，兖州人沈法会长于隶书，世宗尚在东宫，皇帝令沈法会为侍书。以后，他的隶书墨迹有许多流传在民间，但不如崔浩书法之精妙。